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无论是疫情自身的状况还是其引发的次生舆情，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部分西方媒体也借机对我国进行集中、系统的诋毁和污蔑，煽动国际舆论来攻击中国。这些行为既阻碍了国际抗疫合作，也使得我国初见成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工作遇到阻力。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我国应当采取更为主动、系统的应对策略。

　　破除当前困境

　　从疫情在中国境内的出现到世界范围的暴发，在疫情的不同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反华舆论状况也有所不同。我们分别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布病毒可以“人传人”、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评估为“全球大流行病”、3月28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越中国三个事件为时间节点，将1月20日至3月11日视为第一阶段，3月11日至3月28日视为第二阶段，3月28日之后视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以“唱衰论”和“挑衅攻击”为主要论调。第二阶段，以“污名化”和“中国威胁论”为主要论调。第三阶段，以“甩锅论”和“追责论”为主要论调。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方面检验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成效。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工作带来了冲击。

　　第一，我国媒体国际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为代表的“外向型”媒体建设成效显现，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话语权的争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有所改观，但与国际知名媒体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在焦点话题的议程设置能力上，差距更加明显。在此次疫情的国际传播博弈中，我国媒体信息发布及时、发文量充足，但转引率、认可度偏低，设置、影响议程的能力不够突出，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在以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上，疫情初期，CGTN主账号的发文量接近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主账号发文量的8倍，但转发量、点赞量、评论量却远不及CNN和BBC。这一情况也正是我国国际话语地位与议程设置能力的缩影和体现。

　　第二，西方主流媒体采用双重标准和断裂的话语框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采取“双重标准”早已不是新鲜事，无论是在涉华扶贫报道还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报道中，时常出现断裂的双重话语，这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纽约时报》3月8日在20分钟内发送两条推特，皆为报道“封城管控”的防疫举措，但观点迥异。其中一条报道中国的推特，视此举为“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另一条报道意大利的推特，则将其封城举措看成是在“冒着经济风险保全欧洲”。这种双重标准也是当前及此后一段时间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第三，我国国家形象塑造有待完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积淀和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明确的塑造目标和相对稳定的形象设定。多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表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需要对某几个核心元素进行反复强调与维护。疫情期间，尽管我国媒体积极发声，全力维护国家形象，但仍然处在较为被动的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明确清晰的形象塑造目标，另一方面，面对海外媒体的质疑与污蔑，部分媒体被动地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回应”和“口水仗”上，干扰了既有传播计划的实施，影响了国家形象塑造的持续推进与系统刻画。

　　主动消除偏见

　　西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威胁论”“唱衰论”等论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新冠肺炎疫情只不过是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老调重弹”的新借口而已。由于疫情自身超高的话题性，中国遭受的舆论攻击显得更为猛烈、集中和系统，一些既有偏见、陈词滥调再次甚嚣尘上。要破解这种困局，不能寄希望于唤醒“装睡”的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必须积极采取破困之策，主动谋求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发展的出路，勠力消除西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种种偏见。

　　首先，加强“外向型”媒体建设，提升议程主导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传播活动中，“外向型”媒体表现突出。CGTN《武汉面孔》记录式系列报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英国《卫报》、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世界主流媒体转载。其另一档直播节目“全球疫情会诊室”已举办60余次，全球阅读量达到2.45亿次，海外阅读量超过1.93亿次。这充分说明了“外向型”媒体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加强“外向型”媒体建设、拓展国际传播发声渠道，既是提升我国议程设置能力的基础，也是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新时期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加大对“外向型”媒体建设的资源倾斜力度，着力培养熟悉国际传播运作规则的“外向型”传媒人才，努力提升我国“外向型”媒体的综合实力，更好地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导权。

　　其次，直面敏感议题，增强国家叙事顶层设计。西方媒体的双重话语与国际社会的固有偏见给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敏感议题，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据理力争，避免一些核心概念的界定权与解释权旁落。同时，要加强国家叙事的顶层设计，在一些敏感议题和概念上形成认知共识和标准共识，将敏感议题纳入我国的国家叙事框架之中。

　　最后，保持传播定力，持续稳定塑造国家形象。在焦点事件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国家形象的整体定位，各类媒体要在国家形象塑造上目标一致，形成合力。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我国媒体在开展国际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偏见，对于责任不逃避、对于污蔑不妥协。另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传播阵脚，不因他者的诽谤轻易改变既有传播目标，持续、稳定、从容地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