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性质上注定要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使其公共性凸显。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明确规定了四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范畴，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对于现代社会风险防范来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除了要解决各种实际灾害外，还要直面信息超载以及由此造成的非理性传播的危害。

　　非理性主义在哲学领域，从叔本华、尼采到当代哲学家都对其有过系统性的阐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文学创作、评论领域对其也有过很多研究和实践。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技术赋权的强大动力导致信息传播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环境。弥漫在网络空间的非理性现象似乎跨过了具体的研究领域，演变为生活常态。意义悬空、逻辑混乱、言论粗俗、语言随意等非理性特征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大量的谣言、有意无意的流言、小道消息、未经证实甚至是证实不了的所谓“事实”等充斥着网络空间。而且，除了具体的事件外，更扰乱人们精神世界的是那种非理性信息传播的网络氛围。

　　多层次的传播场域

　　目前传媒生态主要由三类媒体信息构成，这三类媒体不仅各自内部有多层结构，而且类与类之间共时态地交织于移动互联中。

　　第一类是已经或正在转向融媒的传统大众媒体，包括报纸、新闻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以报纸为例，从2014年开始的融媒转型都正在进行中。像“人民”“新华”系列，不仅建设成了新媒体矩阵，而且入驻各大移动互联网平台。第二类是后兴起的党务、政务应用程序（App）、微信、微博政务公号。从国务院App、国资小新、共青团中央一直到县级融媒体，有人称之为机构媒体，它们同样活跃于各大移动互联网平台。第三类被称为信息聚合平台，分属于移动运营商。遍布其上的自媒体，既有个人也有团队，是移动互联网平台不可忽视的用户存在。

　　以上三类媒体拥有各自不同的信息发布权和转发权，它们聚集在同一时空，传播内容海量，议程设置纷繁，事件解读多元。其发布的信息常常冠以“新闻”的名义，再加上快速覆盖的移动特性，让人们分不清信息来源和事实真伪。不仅以讹传讹时有发生，而且还将微博的广场式讨论、朋友圈的熟人式信任大打折扣，引发激烈争执乃至人群分化，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非理性传播实境。

　　多样化的传播样态

　　平日里，非理性传播的表现五花八门。只要有热点事件，舆论就充斥着各种声音，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更是花样翻新。综合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其一，情景性非理性。情景中的某些因素促使人做的事起反作用，心理学称为情景性弊端，也叫情景病。此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阶段，伴随着防控政策出台，各地总会出现网络谣言。与封路、封城相关的经常是某小区、某浴池、某商场有新冠病人出现等不实信息。从事后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况看，发布者多是道听途说，其中一部分人平时在网络上并不发声。这说明当人们身临一定的情境时，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态的事情。

　　其二，语境性非理性。人们常常认为语言是传播的基本符号，是表明思想的要素。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些词语和语法的组合没有问题，但语义却被扭曲了。问题不是出在语言代码上，而是出在语境之中。突发公共事件本身具有引人注目的特性，公共性与情绪性高度重合，用一种语境的逻辑或规则取代另一种语境的逻辑或规则时有发生。以人际操纵和人际利用为手段的语境性非理性传播比率增高，严重扰乱了网络信息环境。

　　其三，文化性非理性。从理论上讲，虽然适应环境的文化是把非理性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文化，但是文化还有强加于人的盲目性的一面。美国文化学家爱德华·霍尔曾表示，我们往往无法超越文化强加于我们的局限性，分析任何文化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人们维护自己的刻板印象。目前，在国际传播中经常出现抹黑中国的失实报道，明显地表现出了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明知一切文化都是由许多事实、层次和侧面构成的，而刻板印象更可能与众多的事实、层次和侧面不相吻合，尤其那些带有政治含义的议题，但他们还是热衷于用这些失去理性的判断来衡量改革开放的中国。

　　实行综合治理

　　心理学在解剖情景式非理性时引用过交通治理的案例。心理学家发现，收费站前的交通管制很有用，公路上漆上横条可以使车辆减速，收费入口处的横条相隔较近，以后渐次增加密度，这个办法对减慢车速非常有效。这说明纠正情景性弊端来自情景性效果。因此，要降低非理性传播的危害，必须找到综合治理的路径，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第一，承认非理性是人们的心理常态。实际上，应对他人身上的非理性和认识自己身上的非理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习惯用逻辑来认识世界，我们习惯预设人是理性的人，以此来审视思想、概念和心理过程，摆事实、讲道理是解决问题的通道。然而，网上的信息传播却常常有事实无真相，毫无道理的观点到处转发。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带节奏、割流量的混乱让人们大脑疲乏、心灵困惑、情感焦虑。因此，我们有必要承认人的精神世界中非理性的一面，承认事实从来都是混杂的，它与人的活动、情境、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过去的经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加剧对突发公共事件如影随形的超载信息的恐惧或无奈，而是清楚答疑解惑、去伪存真的使命所在。

　　第二，综合阻断分类治理。毫无疑问，造成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网络非理性传播氛围，来源于大量的虚假新闻、谣言等内容生产。一些没有底线的自媒体在资本的支撑下深谙先入为主、朋友圈信任幻觉的传播心理，大打“关心牌”“提醒牌”“权威牌”。基于此，要对三类所有权不同的网络内容生产媒体进行区分、有破有立，用“立”来破解无序。已经转型的主流媒体融媒矩阵和机构政务新媒体在网络平台上要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是抓住时间节点让新闻由点成线动态发布；二是掌握权威信源由内向外披露真相；三是发表言论要做到中肯、巧妙、说服力强。

　　第三，用法律法规约束发布主体。聚合资讯类平台上活跃的自媒体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转发、集纳、整理和议论等。如果出现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行为，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处理。尤其对于那些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习惯打擦边球的平台和自媒体，更要让它们懂得遵法守法的依法运营规则。同时，要鼓励那些科普、辟谣的民间志愿者团队，用汇聚的知识、网络远程协作的方式辨析真伪，将真实、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出去。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新冠疫情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及其治理”（20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