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性传播及“对冲”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民的传播实践
2020年02月17日 04: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7日第1866期 作者：周莉 喻发胜
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传播现象，是指在非预期事件中媒体或个人因为恐慌心理而产生的传播。与常规的、基于理性的传播不同，恐慌性传播基于恐慌情绪展开，具有传播内容的不可确认性和传播过程的不可控性。正是由于恐慌性传播的这些特点，其在传播研究中广受关注，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影响有时候可能会被误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封闭在家的武汉市民与现实环境暂时隔离，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真人版实验室”状态，我们可以更直观而深入地考察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心理动因与影响。
恐慌性传播溯源
恐慌性传播早在人类社会之初就已经存在，并非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特别是在历次洪水、瘟疫与战争等巨灾中，恐慌性传播更是反复出现。21世纪以来，特别是网络传播诞生以来，恐慌性传播找到了绝佳的媒体共振条件，因而在速度和范围上不断扩张，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媒体在恐慌性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分布式通讯结构”为特征的自媒体中的恐慌性传播则往往作为舆情管理的主要对象被纳入研究框架，相关研究带有浓厚的对策研究性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自媒体在封闭空间中营造的全景观看体验，其恐慌性传播并非作为一种节点行为，而是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文化实践，这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考察恐慌性传播的内部机制。
恐慌性传播的心理机制
恐慌性传播并非一种随机发生的行为，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权力和文化心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对事件原因的追责是舆论关注的热点，各种反事实的假设，即对疫情发展过程进行回推和假设，充斥舆论场。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当事人立场”和“旁观者立场”在大众归因过程中不断冲突，形成对事件原因的各种猜测，从而造成了恐慌性传播。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特殊心理机制在恐慌性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破坏性释放。此次疫情的风险具有延续性和极高的个体相关性，因而其对个体和群体形成的心理创伤非常显著。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为了消解和弥补负面信息带来的不适，恐慌性传播成为负面情绪的稀释剂。另一方面是利他性预警。由于此次疫情发展迅速，人们对疫情的认知不断更新节点，恐慌性传播往往更易发生。持续增加的疫情风险通过以“互联”为特征的自媒体，不断叠加人际关系网络，人们通过转发各种信息对他人提示风险，恐慌性传播成为风险的预警器。
恐慌性传播的影响
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心理效应，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慌性传播的溢出效果也十分显著，最直接的就是导致抢购行为和谣言的传播。恐慌性传播常常伴随冲击性的负面效果，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慌性传播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
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打破了文化网络的平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文化网络是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是不同诉求的利益方不断博弈的结果。武汉作为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其文化网络既具有历史传承的累积性，也具有现实的复杂性。在此次疫情中，恐慌性传播成为各方文化力量发声的重要素材，借助恐慌性传播以表达自身观点或是批判恐慌性传播以澄清自身观点，在失衡的舆论生态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
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对抗性话语，对文化权威具有解构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特殊信息环境，使得个体的传播行为异常活跃，恐慌性传播的发酵效能也更显著，甚至达到和超过了线下集体行动的客观效果。作为一种日常文化实践，此次疫情中的恐慌性传播通过对文化权力和文化网络的渗透，进一步导致了治理行为和决策的间断性变迁。
在保持社会系统活力和自我更新的同时，实现对恐慌性传播风险的“对冲”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治理工具。首先，政治系统内的恐慌性传播具有自我调整和自我净化的功能，对此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消减恐慌性传播的破坏性后果，而且可将其转化为凝聚共识的有利因素。在此次疫情中，对疫情传播的早期恐慌逐渐转化为对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其次，恐慌性传播在时空上具有迅速聚集并不断发酵的特点，对其介入和引导应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此次疫情中的恐慌性传播的主体和类型具有较强的迁移性。最后，具备公信力的主流媒体是化解恐慌性传播风险的有力工具。恐慌性传播时常因官民互动不畅引起，这给主流媒体留下了空间。此次疫情中，病毒的传染性是大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每次新说法的出现都可能会引发恐慌性传播，需要主流媒体对其进行深层解读，在科学传播的同时结合疫情给出明确建议。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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