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走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出版社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译著不仅确有必要、路径可行而且极具价值与意义。然而，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与出版社发表著述虽非遥不可及但亦非轻而易举，除了对作者的专业水准有要求外，对作者的综合素养亦有较高要求。因此，除了作者需跨越语言门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外，还需要从宏观的战略上多层次多方面综合考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迄今为止，译著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经之路真正得到了全面重视，并增设了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出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译著而言，若使其在全面推动、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并“走进去”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还需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发力以增强学术“走出去”的驱动力。

　　从宏观战略上说，在国内层面上，需要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制定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培养造就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学术“走出去”的领路人。制定推出鼓励境外出版汉译英著作的措施并实施到位，激发学者形成务实的态度，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翻译队伍中来，加速培养新一代高水平译者，从而解决高端翻译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进而造就一批能放眼国际、有全球视野、能与国外学者对话的学术“走出去”领路人。发挥榜样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以其言传身教激发后学走上学术国际化的道路。学术“走出去”领路人不仅能启迪后学并为其提供指引、铺路搭桥，也是后学学术“走出去”强大的榜样驱动力。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其中，中青年学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在国际刊物中，中国学者的论文越来越多。

　　在国外层面上，中国学术“走出去”更应切实进入国际学术舞台。“走出去”虽然重要，但“走进去”才是根本目的。而能否达到目的至少要有两项指标检视，一是“走出去”学术著述的国际销量，二是其引用率。国际销量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需要，反映了市场的要求，是国外受众阅读需求的反映，因此，我们要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研究市场与需求。我们可以与外国出版商一起选择著作，这样容易找到中外共同感兴趣的点，容易走进国际学术界。比如，现今一些中国经济学著作走俏国际市场，其原因之一在于国际人士可将这些书当作到中国投资的风向标。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有不少学生要求开设中国经济课程，阅读相关书籍。我们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学著作在相当一段时间会走俏国际市场，斯普林格的畅销书就包括当代中国经济学著作译本。同样，政策类相关书籍大多有较强劲的国际销量，因为国际上有了解认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的需求。而中国文化与文学类丛书则多是国外汉学家研究参考的对象，这类型书籍销量并不大，但汉学家的新译本不断出现。《周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外国译者翻译了约32种译本，包括比利时文1种，俄文2种，拉丁文、法文与德文各6种，英文11种。

　　引用率则需要学术实力与特色数据来支撑。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成果的高引用率是基于先进的研究方法与特色化的案例。当前，我们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外学术合作比较充分，研究手段也不滞后，我们更应重视基于中国特色的数据研究，许多学科均如此。比如，虽然在现代语言学框架下的语言学研究并不领先，但我们的训诂学根源深厚，在记录一些历史语言学的资料上很有特色，这也应是值得集中着力的方面。

　　从中观的学校层面来讲，学校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大本营，在翻译技术领域与翻译教学改革方面应有所作为。当今的翻译职场面临巨变，对翻译速度要求极高，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与翻译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软件积累的语言资产库在学术输出中起到了推动作用。翻译环境在巨变，传统的翻译教学已经不适应翻译新市场的要求。因此，需要高校实施鼓励措施来做出各种教学变革，重视译著的学术价值，同时改革高校举办学术会议的形式与机制，脚踏实地做翻译，注重形成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

　　从微观的译者层面来说，需要译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与综合素养，有扎实的外文功底或踏实的留学背景以便跨过基本的翻译门槛。其一，需要译者有长期的积累与准备，译者除了有中文的成果，还应有外文成果。因为，在一些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出版国内名家学术著作的英译本，译者在获得翻译资格之前，要由出版商评估其资格，此时译者的学术履历中的外文成果就显得特别重要。为进一步验证外文水平，任何国际出版的申请者都要通过试译，无论其职称、学历如何，因此，有扎实的英文功底，译者才能跨过译著国际出版要求严格的语言门槛。其二，需要译者有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与准备，有非常拔尖的学者在语言学科某些分支走在学术前沿。比如语用学，其在国际舞台有很好的成果，而就语言学界的现状来看，达到这样水准的学者毕竟是少数，其自身一些独特的素质与条件亦不可复制。因此，就语言学科众多学者而言，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尝试走跨学科研究的道路，跨学科研究同样可以大有可为。比如以自身的外语优势去从事文史哲的研究。就目前来说，文史哲的学术输出更紧迫。其三，学会使用新技术，比如使用平行语料库。在网络信息技术时代，一个基础扎实的外国语言工作者通过网络可以得到大量的平行语料；如果译者态度认真严谨，肯花时间，便可以实现通过高水平的译文来推动中国学术的“走出去”。

　　综上所述，中国学术“走出去”，需要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与发力，形成中国学术“走出去”背后强大的驱动合力，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并“走进去”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2019年福建省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团队与福建省本科高校一般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FBJG201901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