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史的兴起，为实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会贯通提供了助力。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关注的是多文明、多族群的跨区域交流互动，是实践全球史的极佳平台。北京大学陈烨轩博士的新著《东来西

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将传统海上丝绸研究的实证方法和亚洲海洋史的整体意识结合起来，为读者展示了中古后期海上丝绸之路运转的全貌。通览之后笔者认为，这部厚重的著作从材料搜集到研究视野、论证手法，都可圈可点。

　　首先是开阔的研究视野。该书跳脱了断代史和区域史的藩篱，以8—13世纪的长时段视角，对西太平洋到西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进行了整体性、全景式考察。这样广阔的空间范围，覆盖了传统海洋史研究中的印度洋史、南海史、东亚海域史三大分支。这些分支领域，即使单看国内学界，从早年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到近年葛兆光的“东部亚洲海域”研究，再到最近《海洋史研究》第十八辑的“印度洋史专辑”，都已经积累了大量专门的学术成果。然而，在这些“秀木”之外，尚需要“森林式”的研究。20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史巨著中，提出了“长时段”理论，凸显了总体史观在海洋史研究中的优势。受布罗代尔的启发，亚洲海洋史研究者随后提出了“亚洲的地中海”，这在整体性研究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不过，所谓的“亚洲的地中海”或“亚洲内海”，仍局限于环印度洋或东亚海域。21世纪出现了一些贯通印太的研究尝试，但关注的时段大多集中在近古和近代，即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研究材料充足，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该书聚焦于8—13世纪初期，这一时段是人类社会进入大航海时代的预备期。一般认为，大航海时代催生了工业革命，进而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然而，经济生产的全球化协作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已显端倪。在中古后期，足迹遍布欧亚的阿拉伯商人深入各地市场，知晓各个地区的物产种类、手工业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为商品的跨区域全球化生产带来了可能性。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某些文物表明，在12世纪，一些高附加值的手工产品可能并非完全在一地制作，而是根据不同的原料成本，其部件分别在东亚、南亚、西亚的更具价格优势的地方生产。这种商品经济的区域分工协作，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来衔接。只有以全球史的眼光，才能洞悉海上丝绸之路上这类跨区域经济现象背后的历史意义。

　　作者明确将8—13世纪这五百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以阿拉伯商人为主体的时期，二是有宋商、泰米尔商人等沿途多地海商参与进来的时期，两个时期大体以10世纪为界。书中多处讨论了远洋航线，第二章讲阿拉伯商人的东方远航之路，第七章讲宋商的西方远航之路。这两种“远航之路”，其实分别是上述两个阶段主要的东西航线。两个时期的远洋航线，是否能和特定的商人群体对应，颇值得怀疑。笔者认为，同一时期各地的海商参与者，大体上都是利用同样的远洋航线东来西往。

　　其次是精微细致的考证。一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必是从大处着眼，而从细微处入手。作者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坚实考证，该书宏大的时空构架得以支撑起来。书中各个章节的内容，涉及商业史、移民史、城市史、造船史、航海技术史、地域社会史等多个史学分支的论题。这非常考验作者的史学基本功和知识储备的广度。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确信，作者较为成功地驾驭了多个分支学科门类，对所涉具体问题的讨论专业而深入。有些问题未必现在可以达成定论，比如黑石号沉船的始发地，但作者仍利用现有资料尽可能加以分析，以保持全书逻辑结构的完整性。有些论题前人涉足较少，讨论不够充分，而该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大有推进，进行了全面解析。这尤其体现在第一章关于阿拉伯海洋贸易经营的背景、流程与制度的论述，第三章关于唐中后期东南沿海诸港的地位与区域交通的论述，第五章有关中世纪阿拉伯海的“中国船”的讨论，以及第六章有关宋代远航的资金支持与船民构成的讨论，都属于推陈出新的专题性研究。

　　同时也应看到，书中也有少数讨论不够深入或有偏离主题之嫌，兹举一例。第五章专门对唐中期《杨良瑶神道碑》所载“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一句进行论述，作者援引多条宋明乃至清代材料，指出“仙兽”即中国传统木帆船船首的鹢首，“神灯”为船尾的灯台。姑且不论这些明显晚出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是否合适，单说船尾的灯台如何在远洋航行的茫茫大海中“表路”？若能对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将是了解唐代航海技术细节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最后是丰富而多元的史料。自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以来，多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成为古代史研究的不二法门。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传世和出土材料结合，还要熟稔古今多语种文献。这由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一方面，丝绸之路是跨族群、跨文化的纽带，相关的原始史料不唯汉文，还包括沿途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研究是一门国际性学问，受到欧美、日本的学者与丝路各共建国家的学者共同关注，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陈烨轩经过多年的系统学术训练和语言修习，掌握了英、法、日、波斯、阿拉伯等多种语言文字，从而对该书牵涉的相关原始史料和二手研究材料，基本能够做到囊括无遗。

　　陆上丝绸之路因沙漠绿洲气候干燥，一批批胡汉语文书、题记得以保存下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文字材料。相对而言，中古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出土文献加持，仅有少量碑刻和出土文书可资利用；传世史料方面，海路也少得多，缺少类似陆路研究可仰仗的历代正史《西域传》等系统史料。因此，考古材料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路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任何抛离了考古材料的中古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都是不可靠的。该书对考古材料无疑是非常重视的。

　　不过，作者对其驾驭的程度不及对文字材料那般运用自如，特别是对环印度洋地区遗址、遗物的深入分析略显不足。据笔者所知，这有其客观原因。笔者在北大求学期间，很早就知道有两位广东籍博士生以中古后期海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做学位论文，一位是考古文博学院的黄莹，另一位就是历史学系的陈烨轩。二人研究旨趣相当，黄莹的博士论文稍早，也有数篇成果发表，她的研究更侧重于考古学材料。陈烨轩关注到黄莹的工作，为了避免重复劳动，他在书中较少对相关文物考古材料展开翔实论述，但充分引用了黄莹及秦大树、谢明良等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同时重点对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福斯塔特的希伯来文文书、库塞尔的阿拉伯语文书以及各地的碑铭材料，进行深度探讨，挖掘其中蕴含的史学价值。

　　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上丝绸之路，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公元1—4世纪，汉、贵霜、罗马之间的海上贸易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首次浪潮，是跨印太两洋远航的第一个时代。4—8世纪，在陆路方面，粟特人建立了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魏义天的《粟特商人史》对此作了分析和总结；在海路方面，波斯人构建了一个差可比拟的海上商业帝国，其范围从波斯湾、红海一直到南海之滨，先后历经萨珊朝和倭马亚朝。该书关涉的8—13世纪初，是第三个阶段。13—15世纪，“蒙古和平”带来了欧亚陆海交通的新局面，从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海上通使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东西方海上交往的频率与规模都大大超过前代。

　　该书对第三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广角时空观察，是“长时段”理论和全球史观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其他三个时期海上远洋交通的景象，我们也应当循着这种研究思路去推进。最后需要指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除了东西两端的海商群体外，还有不少中间地带的群体。从《本生经》等佛典故事中的远航商人，到中古前期的贵霜商人，再到中古后期的泰米尔商人，这些重要的中间海商群体在各时期东西两洋贸易中的参与度、地位和影响，都值得我们以宽广的视角进行系统探究。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