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去理解中国，如何能对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清晰自觉的意识并了解它的未来与发展，这从来都是那些有着极为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人毕生努力的方向，因为他们内心之中有着对这身处其中的文化的极大认同感。而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可谓是一个典范。

　　探寻理解中国的门径

　　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入手，达成了一种理解中国的途径，最终在其晚年形成了有关中国文化的整体自觉，并尽其所能地将这种文化自觉带入对于未来全球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间交流融合的愿景期许之中。他由此期待着践行“和而不同”处世哲学的中国文化智慧对于国际关系作出新贡献。他在晚年所提出的，在今天看来变得日益重要的文化之间保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关系的“四美句”，堪称他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认识逐渐升华的最为凝练的思想概括。

　　不过，在这些之外，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的认识，最不能为人所忘记的便是他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可以说，此书既是他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总体性认识的一份总结，也开启了他有关城乡融合发展的小城镇建设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以及晚年晚期所关注的未来世界不同文明间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图景的展望。而在这些方面，论及《乡土中国》的地位，它可谓是有着在费孝通一生学术思想理解上的承上启下的枢纽性作用。可以说，理解了《乡土中国》的核心意旨所在，也便理解了费孝通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理解中国的门径。此外，《乡土中国》可以说是费孝通在“各美其美”“各是其是”的那种认识中国究竟为何的不懈追求与持久思考的结晶。他显然由此而获得了对于中华文明存在的一种基线性的理解，找到了这个文明可以持久立足的根基所在。而正是这个基线与根基性的存在，使其文明和文化自身便有着一种高度的稳固性，而不能被轻易撼动。

　　如果抛开诸多细枝末节的影响因素去看这个根基，它更可谓是一种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重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发生形态和机理。在这方面，如果细细品读《乡土中国》的每一篇文字，读者定会体会到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他洞见性地提醒我们一种社会关系运行逻辑的存在，即一切的社会关系，它都会去依据一种有着关系远近距离的网。这张网有如他所谓“差序格局”一般地由己及人地向外不断地推展，所及范围可谓是无边无际，可以一直推到普天之下的整个世界。但这种推己及人的做法，显然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实现全部一致平等的距离，也就是彼此间的距离不会是一样长短，而是有着亲疏远近的情感距离上的安排或排序。在这其中，一种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私的逻辑，就隐藏在关系网之中，人们由此可判断相互关系上的是非公道与道德伦常。换言之，所谓的正义与否，在中国的场景之中并不是一种抽空的意义存在，而是具体的谁与谁的一种关系存在和情感表达。有没有这一层关系，正义判断的结果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可被称为“差序正义”。

　　因此，在这样的乡土中国之中，人们更看重人情关系而不是那些抽象的法律规则，根本上而言是对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情感表达。这也就无形之中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基于人和人关系的纽带性联系。称这样的社会为“人治”的社会似乎也不为过，不过也要清楚，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会有人治因素的存在，只是程度和表现方式存在差异罢了。在这种极为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在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种“私人的道德”的强力作用，便会使得那种真正试图超越于所有私人属性之上或之外的公共空间都难于有一种真正实现的可能。到头来，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只能依赖于基层社会里的那些有着独特身份和地位的民间权威或精英人物。因此，不论是对于乡间道路的修建、孩子们的教育、道德的教化，还是民间信仰的那些所谓的公共事务，都必然仰赖于这些权威人物予以解决。这即是费孝通后来在《乡土重建》《中国士绅》等书中一再讲到的基层士绅阶层。他们这些人同样都会是差序格局网络中的一环，只是他们自身在这个网络的节点上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或突显，更具有吸附力而已。因此，他们也会有更多的内外资源可去获取和利用，由此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上比邻人群私下里对他们的依赖，很多人也便因此而被牢牢地绑定在了此种权威庇护之下。也是因为这一层关系的先在，人们也自愿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去服从地方公共事务的安排，而不会随便地违反或违抗。

　　这种相互关联在一起、相互依赖的私人关系形态，也无形之中为乡土基层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保证其自治且井然有序的空间。这样一个空间在乡村生活中便成为了秩序维护的根本，而外来力量一般也都是难于参与其间的。那一层自治的幕布将自己的村落事务与外界的一切都隔离开来，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存在空间。这显然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有关于乡土中国秩序存在的根本，它可以持久地存在，不会轻易改变。

　　发现“乡土中国之变”

　　我们也还应清楚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乡土中国之变”，也是大家有目共睹正在当下发生的现实存在，甚至可以说它发生在费孝通写下《乡土中国》这本书的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种“乡土中国之变”已经是在发生了，即是指现代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全面冲击和影响，这一点显然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而我们在今天则必须直面这种改变的发生，了解这种改变的方向和未来。显然，如果说乡土社会中的亲缘关系曾经是乡土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所在，那么各种形式的新的并非依赖于人情关系的契约性关系也正在对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予以一种无情的替代。而更多的那些原本依赖于乡土生活的关系类型，也在不可阻挡地日益受着这种新契约性关系的影响，如乡村社会中在用工上的那种基于工资报酬的商品买卖关系的逐步建立。这样的所谓新乡土中国关系形态在今天的乡村突出地表现出来，而一种面向未来的乡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转型伴随着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经济潮流而在加速度地发展，许多曾经是有赖于本乡本土的乡镇企业在不断地扩大规模最终走向了世界市场已并非罕见案例。而一种在地的全球化，在中国的一些富裕的乡村也成为最为平常的现实。此外，更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普及，乡土中国之变具有了一种实时虚拟在场的全球意味。遍布于城乡的短视频直播带货、嵌入乡村各家各户的电商平台以及方便易得的全球物流体系，都在使得偏远的乡村生活日益地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相互联系在一起。全球政治经济的波动，也直接地跟乡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而城乡协同发展的步伐，因为乡村居民更多且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而变得日益加快。在此意义上，城乡之间不再是各自相互分离开来的存在，而是有着更多互补性的联系和依赖。

　　对于许多人而言，由此引发的思考必将会是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究竟要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它关乎十数亿人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中国整体在未来的努力方向。显然，相比于费孝通基于实地田野调查去撰写《乡土中国》的那个时代里所发生的乡村凋敝和秩序瓦解的力量而言，今天的乡村显然面对着一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美好召唤和期盼。人们真正更为渴望的是中国乡村振兴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实现，而且也只有这种振兴真正实现，才可能会有整体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在转型世界中的重生以及连带着的乡土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复兴。在这方面的深度思考和反思，或许恰是今天我们作为后来之人还需要重读《乡土中国》的驱力以及魅力所在。它不仅会引导我们看到乡土中国存在的那个基线究竟在哪里，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去展望未来中国道路的走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