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完成好这项历史任务，就需要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明确研究对象无疑是其中的首要环节。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存在争议。归纳起来，当前学界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观点，而其共性就在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第一，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持该观点的学者普遍将《资本论》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作为依据，围绕“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概念范畴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阐释。例如，余斌认为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更好地观照研究目的的实现，为了科学呈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程，应将研究对象的核心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孙立冰强调，要科学回应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挑战，就必须在理论层面正确反映和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体现其时代的探索性特点。周文和代红豆也主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深入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探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

　　第二，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持该观点的学者普遍将“生产方式”视作广义的生产关系，认为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特征，应该得到传承和延续。例如，周新城主张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包含了多层次内容的生产关系”，并将生产关系细分为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以观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杨继国和袁书仁致力于从《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出发破解研究对象的“难题”，认为“广义生产关系”是贯穿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线索，应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具体内容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广义生产关系有所区别。

　　第三，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要研究生产力。政治经济学要结合时代发展丰富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发展生产力息息相关，那么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就应当成为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亮点。卫兴华从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任务出发，论证研究对象应该包含生产力，即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黄泰岩认为，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涉及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必须依据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俱进地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洪银兴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必然要将经济发展问题置于首要位置，因此也要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除以上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避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出现的新特征作出新阐释。例如，张宇从促进学科发展的视角指出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经济制度、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等内容。罗丽娟和李鹏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研究对象应该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历史特征，故而提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王瑶和郭冠清认为理论建设要扎根中国实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文化、历史、哲学传统和环境。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以“物质利益关系”“资源配置关系”和“剩余产品”等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观点。

　　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事实上，上述关于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本身就是一大理论难题，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了具体概括，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的文本积淀和抽象的思辨能力是难以准确理解这一问题的，尤其是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范畴辨析，至今尚无统一定论。另一方面，如何科学认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更进一步而言，如何看待不同历史条件下经济理论在发展实践中承担的研究任务，也是关于这一议题的重要难点和分歧点。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关于研究对象的探讨不应过分拘泥于经典文本的字句考证，而是应该根据现实的发展状况和研究任务的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相较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外延明显拓宽了，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承担的研究任务与前者相比有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引致研究对象范围边界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是由其阐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历史规律这一研究任务决定的，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示，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进而论证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会客观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不会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出谋划策，更不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善上层建筑提供理论支持。而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党和国家，不仅需要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规律，更需要把握和运用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不能仅仅从认识规律的层面予以确认，更要从运用规律的层面科学把握其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该命题必须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根基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革命的经济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可被视为改革、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学。

　　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育成熟的英国作为例证的，而且其理论经历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严谨和完备的科学体系。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动，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时间相对较短，社会模式和制度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某些经济运动规律表现得还不够充分和明显，无法为理论考察提供一个成熟定型的样本依据。从根本上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实践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理论的成熟程度。因此，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聚焦于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简单描述和论证，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着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而为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直接的建设性主张。所以，只有把揭示规律与指导实践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遵循矛盾运动的展开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21AZD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