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已经是社会科学重要试验场，是鲜活的“田野”。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接轨后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更强调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日益科学化与规范化。但由于对实证研究背后的方法论哲学基础缺乏必要的反思，一些所谓的实证研究要么生搬硬套既有理论，要么变成一种摆弄数据与方法的“技术”展示。

　　实证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基础是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检验演绎法”），它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主导研究方法论范式。波普尔理论的核心在于检验（testing）。基于检验，他超越了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重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这一分界就是证伪，能够证伪的就是科学命题，不能证伪的就是非科学命题，没有被证伪的只是假说，而理论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一旦理论与初始状态相符合，就形成了解释，而一旦与后续状态符合就形成了预测。

　　然而，证伪主义的理论与事实的联接，实际上是一种“弱联接”。

　　一方面，不重视假设提出过程与事实的联接。像其他实证主义者一样，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是假说演绎体系，否认“归纳法”的科学性——“普遍理论无法从单称陈述演绎出来”。所谓归纳的概括，不过是“视觉上的幻觉”，这就使得提出假说变成了“一桩纯然私人的事”。这是一个“非理性”过程，不是科学发现逻辑的任务，而是心理学的任务。

　　另一方面，认为检验中证实与证伪是非对称性的，假设能够被证伪但不能被证实。波普尔否认了可证实性的同时，事实上使得理论“要么被证伪要么永远是假说与猜想”，即便无数次的实证研究都得出与理论假说一致的结果，也不能使得理论得到证实。

　　波普尔理论是基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发现过程提出的，这种与事实的弱联接不是太大问题，可以通过持续地证伪过程对理论进行筛选与淘汰，实现知识的进化。但是将其简单地应用到社会科学，这种弱联接却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引入西方理论的国家，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第一，事实过滤问题。波普尔说得没错，观念是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的仪器。问题在于，已有观念仪器有时不但不能使得我们更清晰看待世界，反而会极大扭曲真实世界，即“寻找理论范式反倒阻碍理解”。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可能导致认知陷阱与认知遮蔽。

　　第二，“僵尸理论”问题。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未必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过程实现“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式的优胜劣汰。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被彻底证伪，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两面性，任何理论假说都会找到正例支撑与反例反驳。理论永远不过是假说，“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存在一些明显脱离事实的理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却能够成为长期主宰许多人头脑的“僵尸理论”。

　　第三，“伪科学”问题。这里的“伪科学”指那些伪装成高度科学化的无意义研究。从文献回顾、研究设计、数据采集，到量化方法的使用，都表现出高度的科学性，但提出的理论假设或者毫无意义，如用大炮打蚊子，或者干脆就是打空气。

　　虽然波普尔认为他的证伪主义不同于实证主义，但事实上可以看成实证主义的一个变种。不论是早期实证主义，还是之后的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与操作实证主义，都基于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满意，试图将社会科学演进为自然科学那样更具科学性的学科。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践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研究者需要进入并参与具体实践的生成过程之中，不进入具体实践生成过程，不但无从认识世界，甚至无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实证主义提出的科学与非科学分界，本质上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界。比起实证主义，我们更需要强调实践主义，以使得我们的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实践主义研究方法论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的科学与非科学分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理论是不是来源于实践，是不是符合实践，是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也就是说，理论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建立在实践与理论的反复循环中，从实践中来，并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理论才获得了科学性，而不是只强调形式上有多大科学性。

　　因此，真正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是要形成与事实的强联接，而不是弱联接，强调提出假设主要是基于事实归纳与经验提炼，假说需要进一步受到实践检验。单个研究循环包括“事实浸泡”、理论对话、提出假说、实证检验四个步骤，这和贺雪峰提出的研究“大循环”是一致的。其关键在于不是先看理论，而是先看实践，要先去做调研，先进入研究对象的田野，笔者把这称为事实浸泡过程。贺雪峰有个很好的比喻——饱和经验，就是只有在经验达到饱和之后，才会结晶出一点东西。事实浸泡要前置，不是先有理论概念，然后再去摘选事实来生搬硬套。在事实浸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直觉结晶，还需要通过理论对话进行提纯，形成扎根实践且能够与已有理论体系对话的假说，最后才进行实证检验。而在实证检验过程中，要坚持方法论“拿来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与迷信主义，不问中西、新旧、定量定性，合则用，不合则不用。任何方法都只是服务于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的工具，而不是越量化、越新颖就越高级。

　　实践主义的认知循环也是反复进行的，正是通过反复进行的循环确立科学性。理论不是只能证伪，也能够证实，理论就是在不断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被证实了（加强了），或者被证伪了（削弱了）。真正科学的理论能够描述（理论概念与实践具有一致性），能够解释（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能够指导（能够塑造实践），能够预测（能够接受未来实践验证）。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修订与升级。

　　查理·芒格曾经对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作出过准确的批评，称经济学追求“虚假的精确”以及量化公式的倾向为“物理学嫉妒”。现在看来，不但经济学有“物理学嫉妒”，社会学等学科的这种嫉妒一点也不少。而在非西方国家，这种嫉妒又增添了别样色彩。当然，也总会有一些学者，专注于自己田地里的烦恼。因为他们相信田野更有力量，比纸上谈兵更真实。例如，《在野之学》（贺雪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便体现了追求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的自觉，从移植借鉴到向脚下“田野”取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