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空间商品化”（1990—2004）；第二阶段是以“腾笼换鸟”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化”（2004—2014）。当前，进入到以 “文化复兴”“多元共治”为重点的第三阶段，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文化转向。

　　以北京为例，这一转变最先体现在最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新总规”）中。新总规将历来文本中的“旧城”改为“老城”，一字之差，将古都从先前在工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被改造形象，转变为当前复兴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被保护形象。从“旧城改造”到“老城复兴”，附着于古都空间与历史脉络之上的种种人文情感被唤起，文化也从早期偏重建筑形态、较为静态的精英文化，延伸至当前着眼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处于流动和实践中的公众文化。

　　这一转向基于将“人”及其“真实生活”带回更新进程的需求。这是对早期“只见空间（的交换价值）不见人（在空间中的具体生活）”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日益崛起的社会力量的回应，并体现了城市积累由经济逻辑向文化逻辑的转变。以文化为手段对城市空间赋值，顺应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提出的“独异性社会”兴起的全球脉络，亦契合于中国当下开发型更新因面临多重结构性约束而无以为继的境况。城市空间独异性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赋予空间和市民生活以文化、情感、伦理上的意义。由此，在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构成当前“体验经济”中的重要一环。相应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原则成为与之相适的治理机制。作为其中一极，居民被首次纳入政策视野，被期待共同完成这个更新过程。

　　然而，尽管“多元共治”原则为鼓励社会参与、实现历史街区的公共文化复兴拟定了大方向，但深入到具体更新实践，要使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而鲜活的展现，仍面临着双重制约：一是在地人口社会结构单一，公共生活的多样性难以生发；二是街区文化资源受属地管辖，辐射范围有限。具体来说，在前数轮更新下，胡同内原有的社会生态被破坏，大量中青年迁出，人口老龄化严重。以西城区百顺社区为例，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50—70岁人口占58%，70岁以上占19%；东城区内务社区也类似，2019年的调查显示，胡同中中老年人口占比75%以上。与此同时，尽管老城区内的胡同院落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文化潜力，但就其物理载体而言，街巷院落一直沿袭着属地化的管理制度，使得无边界的文化辐射受制于有边界的行政管辖。因此，在当前的情形下，以公共文化建设活化历史街区这一更新路径的关键困难在于：一方面，老城区内厚重的传统文化缺乏展现的途径；另一方面，充满活力的青年文化又缺少能与传统连续的落脚点。老城内外，代际之间，因缺少对话而无以连接，阻碍了公共文化在生活中的自然生发。

　　文化的背后是人，历史街区更新的公共文化转向，在实践中因之而被具体化为如何对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加以活化和提升的问题。与之关联的问题是，在社会结构被前期的快速城市化抽空之后，当下该如何再将其织补回去。换言之，在将“人”带回到更新语境之后，该以何种方式去重新看见“人”。这既是当前老城更新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

　　基于社区的公共艺术（community based art）成为新尝试的着眼点。以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为例，该公共空间隶属朝阳门街道，服务于周边三个社区，自2016年始由一个致力于公共艺术探索的小型文化创意团队运营。数年间，运营团队通过艺术的手法不断尝试打破固有边界，建立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机制，促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至今该空间共举办活动2200场，累计接待9万人次，数次作为北京设计周的分会场之一。不同于其他社区营造方式，公共艺术带有自身的反思性，强调以提问的方式打破既有思维限制，与人们的意识和心灵对话，推动城市更新的软件建设。通过艺术与社区的结合，打通文化中最具革新性的上层和最稳定的底层，在老城更新语境下，促进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融合。

　　这一范式成为历史街区日常生活的脱嵌和再造机制，通过富于创意的艺术手法，将原本局限于胡同院落内、以老年群体为主的个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从原先的环境和制度脉络中剥离出来，并向外界打开，再加以新元素的混搭，激发出潜在的多种可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代际交流的公共化，带动年轻人口向历史街区回流。代际交流是该团队着力探索的方向，以“当我像你一样”和“老好使shop”两个项目为代表。前者以“如何建立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乃至其他代际群体所代表的文化社群之间有效的互动方式和平台”为问题，将胡同中的老人与胡同外的年轻人配成15对伙伴，通过约会、换装、合影等方式，使两代人走入彼此的人生故事。后者则通过艺术家的入户走访，将胡同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提到、问到的，或是他们觉得特别好使的东西以虚拟小卖部的形式聚集起来，通过物品引发人们对老年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注。在公共艺术的介入下，老年居民被活化成一个个“有趣的灵魂”，而年轻人也因老人的讲述对社会变迁和历史文化有了更具象、有温度的了解。由此，原本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流场景，扩散至公共领域，活化了历史街区的公共文化生活。

　　二是提升生活美学，带动日常生活的精致化。团队的另一个工作内容，是在原有社区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美学提升。作为独异性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美学提升”的本质是在社会文化中制造“与众不同”，以唤起参与者独特的情感，卷入自身体验，具体实践如下：一是与在地社区活动结合，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如结合时令推出端午节做五彩米粽子，春季做老北京“沙燕儿”风筝，母亲节做新中式芍药花篮；或是结合非遗文化推出传统纹饰制作、草木染、皮影戏、古琴体验课等。二是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社群结合，挖掘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如举办非洲文化节、法国文化节、印度舞蹈体验等。这两者还可以进一步混搭，比如带领法国学生体验胡同居民的饺子宴。此外，还有非常具体的文艺方式，如开展话剧工作坊、举办主题派对等，提升胡同居民的文化素养。这一方面为历史街区中的老年、弱势人群提供了更为平等的文化资源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另一方面，也使文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静态的人文历史，具有不断建构和卷入的动态吸力，使院落中的一砖一瓦，胡同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完成城市空间独异性的共同生产。

　　三是打破制度边界，带动属地资源的盘活。传统的社区文化空间属于社区内部资源，以行政区划为明确边界，只在工作日开放，且只服务于本辖区内的居民，使用效率不高。为了使空间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运营者们探索出一套“延时”和“反哺”策略，以打破原来固定的、以辖区为界的空间分隔。具体来说，在将开放时间延长至周末和夜晚的基础上，区分出对内免费的社区时间和对外收费的市场时间，并以后者补贴前者，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由此，历史街区内优质文化资源向外辐射逐渐得到行政机制的配合，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大量年轻人提供了在老城区中的落脚点，也为他们与本地居民的融合创造了机会。在此基础上，随着一系列的公共艺术计划和文化项目的开展，该空间成为联系艺术家、在地居民、政府、社区学校及企业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基层治理中因条块分割导致的碎片化现象，以文化共建的形式带动了属地资源的盘活。

　　作为老城更新中的前沿尝试，这一社区公共艺术的探索应对了前述历史街区更新的公共文化转向中的现实困境，富于实践和社会学干预精神。借以相关的艺术形式，它一方面拓展了带回城市更新中的“人”的范围，不仅着眼于在地居民，还着眼于全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其他人群；另一方面，还拓展了看见“人”的方式，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种既打破边界又接近于真实生活的虚拟场景，使对人的展现与外部环境相融合，与深厚的老城文化肌理相得益彰，展现了治理现代化转型下，对社会参与更隐秘、精细的鼓励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旧城改造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6CSH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