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2020年09月23日 09: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3日第2017期 作者:韩庆龄

  全面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中,数字中国、数字乡村、智慧社区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发挥信息化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背景下,厘清数字治理的时代内涵及其在基层社会的治理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数字治理的理论内涵与时代助力

  数字治理是在21世纪初伴随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新型治理模式。发展之初集中在公共管理领域,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邓利维,他对话韦伯的科层体制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强调部门之间的层级信息整合和职能整合,认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简化行政流程,可以形成高效率、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政府服务,开启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单向效率与民主逻辑的反思与超越。随后学者们将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视为塑造公共部门扁平权利结构、整合提供整体性服务、重塑公共价值理念的新抓手,认为干群互动中开放数据和社交网络的引入,使参与式治理成为新兴研究方向。与此同时,相较于公共管理领域对数字治理带来的政府流程再造与行政效率的关注,政治社会学角度更关注新型治理体系带来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革,重视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进行渗透的制度能力建设。究其根本,国家旨在通过治理信息建设来提升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发展,是现代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助力。

  有助于基层社会的风险防控和科学决策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血缘地缘社会关联结构不断重组重构,信息社会带来的高度互联互通跨越时空界限,形塑出社会治理的现代场域。高度流动、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经济、文化、政治等子系统变迁的速度不相匹配,引致社会失范等诸种问题增多,社会冲突加剧,吉登斯直接用“失控的世界”来描述全球化背景下高速流动和不可预测的现代社会。由此,国家对现代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适当的风险预警与科学管控,以应对密集型治理事务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风险。数字治理展现出信息化应对风险防控的巨大潜力,它实现的关键在于对基层社区的各方面信息进行标准化收集,将纷繁复杂的治理事务转化为规范化的信息话语,通过对信息的动态监管进行精准识别和分类应对,达到风险防控和科学精准决策的治理效果。数字治理体系的发展,搭建起国家对社会、个体的信息掌控机制,旨在实现个体化社会的有机整合与风险社会的有效应对,在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发展改革进程中维系基层社区的秩序稳定。

  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精细对接和精准回应

  在国家公共服务下沉和治理能力增强的背景下,有效回应群众多元化的公共诉求,提高基层群众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满意度,亦是数字治理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数字治理已经广泛运用于社会管理服务过程中,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改革、山东的“一次性办妥”、各级政府热线、各类App服务平台等,都能针对多元分化的群众需要提供精细、便捷、人性化的温度政务。这些服务体系的改革是行政体系与现代技术治理相互塑造的结果,它们通过行动轨迹和量化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基层工作进行过程呈现和结果反馈,技术化的平台空间与事件发生解决的现实空间实现无缝吻合。基层群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诉求得到精细对接和精准回应的同时,也可通过各类数据平台对公共服务进行过程和结果评价,这为后续的政府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干群关联。此外,区别于传统的治理模式,数字治理流程中基层群众可以对事件过程进行清晰的阶段了解,一方面,公共服务的公开透明性提高了政府与群众之间信息对称的程度,另一方面,通过阶段性反馈回应也可不断调适服务的精细度和精准性,提高数字治理的服务效能。

  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建设

  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实现国家层面行政管理与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之间的有效均衡,形成两股力量的合力,才能共同应对转型社会的复杂治理实践。数字治理连接国家行政对基层社会进行全面监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亦对社会自治的活力产生促动激发。从直接角度讲,数字治理实现了党务、村务、政务等基本事件的在线化处理,提升了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性与参与性,尤其是在流动性较大的基层社区,在线化的流程机制建立起不在村的中青年群体、有识之士等与村庄的组织纽带,调动起他们对村庄自主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从间接角度来看,数据信息在地化收集与精准生产程度直接决定着数字治理的运转成效,而基层社区对信息生产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解读能力进一步决定了信息的提取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基层组织体系的自我建设。因为脱离强有力的基层自治组织体系,数字治理就脱离了可解读的地方社会情境,由此收集的“数”便是无本之木。可见,数字治理信息收集系统的高标准发展与基层组织体系的加强建设形成互促依赖。数字治理为代表的技术下乡,带来的不完全是行政对乡土自治挤压的负面后果,它亦可激活基层自治,带来乡村自主性建设的新契机。

  总之,数字治理体系的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的新需要。不过,由于我国地域社会幅员辽阔,区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传统习俗和社区记忆留存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需要与具体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相匹配,才能转化为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数字治理等现代技术治理体系的新发展,需要与基层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治理体制有效结合,相应的数字治理理论也需要在根植实践的过程中走向深化和具体化。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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