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待在理论对话和经验研究中形成自己的青年文化研究概念，构建自己的青年文化研究范式。

　　青年文化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现当代青年文化研究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典“亚文化”（subculture）概念的形成与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围绕诸多亚文化现象展开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第二阶段是后亚文化理论对经典亚文化理论的挑战与新的概念化尝试。中国大陆在经典亚文化范式下的研究和译介非常丰富，但后亚文化理论与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经典亚文化分析范式：风格—抵抗—收编

　　经典亚文化研究对亚文化概念的理解不断深化，从简单的差异论定义发展为结构论定义、阶级论定义和关系论定义。经典亚文化研究的巅峰和首要代表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于1964年，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大陆理论家的影响，注重意识形态和形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兴趣在于对各种有特色的（甚至惊世骇俗的）亚文化外在形式的符号分析，也就是对所谓的“风格”的解读，提出了经典的CCCS亚文化分析范式——“风格—抵抗—收编”。

　　在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Cohen）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思路影响下，CCCS认为亚文化是一种应对阶级困境的解决方案。当时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青年文化现象与风格（泰迪男孩、摩登族、摇滚青年、光头党等）产生的根源都是为了解决所面对的阶级困境，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种抵抗是文化层面的、符号性的、仪式性的，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同时，亚文化面临着被主流文化收编的命运。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指出了两种收编形式。其一是商品化的形式，将亚文化符号（如服装、音乐等）转化为批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抹杀亚文化的颠覆力量，使它们丰富的内涵被简化和庸俗化，进而走向死亡。其二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即统治集团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要么将它们夸张为更古怪的、纯粹的奇观或小丑，从而使亚文化的“差异”丧失分析性。要么将亚文化的创造者塑造成“正常人”（如也会结婚生子，有正常人的情感），从而否定差异。

　　伯明翰范式下的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后续的一些研究也丰富了抵抗与压迫的维度，并对该范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如麦克罗比（McRobbie）加入了性别的参照系；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主张将亚文化转向平凡的生活，抛弃了对惊世骇俗现象的青睐。

　　社会和理论背景变迁引发理论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风格快速分裂、全球化扩散，出现了“风格混杂”且日益碎片化的倾向。同时，风行的后现代理论也强调碎片化、个体化的生活经验。青年文化研究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变迁，引发对伯明翰范式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判。后亚文化研究带着挑战伯明翰范式的使命应运而生，成型的标志是2001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后亚文化研究研讨会”。

　　魏因泽尔（Weinzierl）和马格尔顿（Muggleton）在《后亚文化读本》中指出，后亚文化研究有两条挑战伯明翰范式的线索。其一是挑战CCCS的理论正统性，即试图抛弃CCCS的整个理论框架，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其二是进一步否定“亚文化”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力图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以更充分地捕捉当代新变化。

　　第一条线索是建立新研究框架，这类工作有三个理论来源：布迪厄（Bourdieu）、巴特勒（Butler）和马费索利（Maffesoli）。萨拉·桑顿的代表作《亚文化资本的社会逻辑》深受布迪厄的影响，她将“品味”“区别”和“文化资本”作为分析青年文化的重要概念。但她未将“亚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映射回阶级等结构性变量，而是着重分析如何通过品味区分来运作亚文化资本、阐述等级制度。巴特勒的“操演”（performance）概念启发了加布里埃尔·克莱恩（Gabriele Klein）、上野俊彦（Toshiya Ueno）和瑞安农·伯里（Rhiannon Bury）等人的研究，后者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亚文化身份建构。马费索利建立了一个摒弃结构身份的后现代青年分析框架，指出各种“部落”组织具有流动性和模糊性，群体认同不再是沿着传统的结构决定因素而形成，品味、审美、情感、消费模式和实践反而使个人能够创造超越现代阶级边界的社会结构。这个框架也看到了青年文化参与的自愿性和自主性，而亚文化视角下的青年集体文化往往是被阶级压力迫使或束缚的。

　　第二条线索是质疑“亚文化”这一概念对分析当代青年现象的有效性，提出了“新部落”（neo-tribes）、“场景”（scenes）、“生活方式”（lifestyle）等新概念，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迪·贝内特（Andy Bennett）借鉴马费索利提出的“新部落”概念。此外还有对既有概念的丰富与补充，如雷德黑德（Readhead）主张将“俱乐部文化”（clubcultures）作为“亚文化”的补充。大量的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理解上的困难，也反映了当代青年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目前对亚文化和新概念的反思与争论尚未达成一致，甚至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新概念。这也意味着进入后亚文化时期的青年文化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

　　后亚文化理论强调差异性与多元性

　　后亚文化理论的贡献在于批判和修正了伯明翰范式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伯明翰范式假定青年亚文化是一系列可明确识别且迅速消亡的特殊现象；后亚文化理论看到了当代亚文化在风格、形式和实践上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第二，伯明翰范式假定了基于阶级的实践具有同质性和统一性；后亚文化理论看到了当代亚文化群体的模糊性和成员爱好的多样性、可变性、流动性与暂时性。第三，伯明翰范式局限于在特定时间点识别不同的亚文化层次。而后亚文化研究关注到了亚文化的历时性，如对亚文化资本的争夺和对“品味”的分类与再分类的持续过程。第四，伯明翰范式认为商品化对亚文化的收编会使其消亡；而麦克罗比等人则反对这种二元对立，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第五，伯明翰范式认为亚文化是根植于阶级关系的、刚性的、真实化的、现实主义的实体；但以布迪厄和巴特勒为基础的后亚文化理论建立了一种坚决的反本质主义方法，强调所有的亚文化身份都是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被建构和再现的，且非常重视碎片化的、个体化的经验。第六，伯明翰范式假设了“亚文化”和定义它的“父文化”是可以明确划分的、连贯的、同质的形态，即“单一主流—抵抗性亚文化”这一简单的二分法；后亚文化研究则关注当代青年文化更为复杂的分层，以及亚文化相关的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尤其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使亚文化的诸因素以过去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碰撞。

　　后亚文化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之处，正如魏因泽尔和马格尔顿在《后亚文化读本》中所述，“如果说CCCS将青年组织过度政治化……后亚文化的立场同样也犯了政治化不足的错误”。后亚文化理论否认青年认同的阶级基础，但阶级和结构性不平等毫无疑问影响着当代青年的人生际遇和文化表现。后亚文化理论认为青年文化主要是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脱离政治的，新出现的后亚文化抗议组织的政治活动和高曝光度对其解释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后亚文化理论对青年的风格敏感与商业消费采取的赞扬式立场也遭到批评。安迪·贝内特认为这是对后亚文化理论家的误解。他认为后者试图证明的是“文化消费和商品的日益泛滥……不会消除青年在风格和相关文化商品上留下的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印记”。他也指出，有些人批评后亚文化理论是众多非传统理论的大杂烩，缺乏连贯性，但这不是后亚文化理论的特有问题，亚文化理论也同样如此。

　　尽管西方后亚文化研究尚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但诸多学者对当代全球青年文化新变化的敏锐捕捉，对中国青年文化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形形色色的青年文化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快速流变的特征。同时，影响青年文化的地方性因素与互联网带来的超地方性因素相互交织，个体化的经验感受与他者经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社会分层与生活境遇和文化圈层之间的关系，都可与既有的青年文化理论对话。中国亟待在理论对话和经验研究中形成自己的青年文化研究概念，构建自己的青年文化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