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是汉字发展的早期形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然而，这门事关文化传承的“绝学”，曾经长期面临研究力量不足、后备人才匮乏的困境。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古文字学学科发展呈现新亮色。

　　古文字见证中华早期文明

　　“古文字”即先秦文字，包括殷商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秦文字以及汉代早期的文字。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介绍，古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态，其构形和形体发展本身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信息，带有一定的原初性特征。古文字学研究有助于揭示汉字的构造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中华文明的奥秘。

　　战国文字是最早被发现、被研究的古文字。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告诉记者，早在汉代，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其中清末民初的学者陈介祺、吴大澂、丁佛言、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对古文字资料的搜集、整理，为古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极为深厚的学术积淀。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使当时质疑中国殷商时代真实存在的国际学术界声音彻底哑火，也使得以甲骨学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研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古文字资料也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具有历史厚度的人类文化资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刘志基认为，通过对古文字资料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上古先民的精神智慧和物质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表示，甲骨文是汉字和汉语的鼻祖，传承着真正的中国基因，其内容浩瀚纷繁，是重建中国上古史最真实的素材。

　　自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出土了16万片甲骨以及大量商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在黄德宽看来，这些材料的发现使各个时期汉字发展关键环节的材料不再缺环，为汉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也使古文字学界对汉字从古至今的转变有了较为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徐在国以郭店楚简为例，探讨了古文字学之于汉字研究的重要意义。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村的800余枚竹简从根本上改写了楚简文字研究的历史，过去无法释读的一些楚文字，用郭店楚简与传世文献对读，得以迎刃而解，极大地提高了战国文字研究乃至整个古文字考释的水平。

　　为古文字学发展营造空间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古文字是“天书”。在学术研究门类中，古文字学也是乏人问津的冷门。古文字学对学科人才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入行”太难。黄德宽认为，古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准备时间长，研究问题难度大，学术成果发表难，还受到当前人才评价体系的制约。徐在国表示，古文字学学科发展既需要强大的人才团队，还要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让学者安心坐“冷板凳”，打磨出成果。刘志基建议，要改变古文字学研究遇冷的现状，需要现行科研管理能够精准对接古文字学发展需求。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古文字学在现代学科发展背景下正发展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黄德宽表示，古文字学研究涉及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古文字学研究中要综合运用。要提升古文字学学科建设水平，首先要对这一新型交叉学科建设进行科学规划，根据其学科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其次要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为有志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支持；此外，要改革人才评价方式和标准，使从事古文字学研究者的学术贡献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刘志基看来，古文字学研究是一门“功夫在字外”的学问。古文字学研究对象所携带的海量信息，意味着该学科的学者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积累，提升跨学科研究的眼界和能力。

　　甲骨文是古文字学冷门中的冷门。宋镇豪认为，当前要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完善甲骨学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造就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甲骨藏品单位的家底清理与著录；重视文理结合、打破界际，多学科、多部门、同方向、开放式协同创新攻关。

　　在宋镇豪看来，与老一辈相比，今天的学者具备了很多有利的研究条件。例如，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深度识别甲骨文关键技术研发、甲骨文献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建设、甲骨文三维数据建模档案建设、甲骨文契刻工艺三维微痕分析等，使甲骨文研究达到了新时代的新高度。

　　现在国内不少古文字学研究机构都致力于搭建相关智能平台，数字化乃至智能化的方法被引进古文字学研究，营造了古文字学的新生态。刘志基认为，由于材料载体的数字化转换，原有的材料有可能被营造为新材料，进而推动新的学术认识产生。古文字图像识别技术有望撞开古文字学研究智能化之门，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手段引进到古文字学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