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作为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知识领域，在过去几年中迎来了较大的发展，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转向，多元交汇”八个字。“两个转向”指的是“本体论转向”和“伦理转向”。“多元交汇”一方面指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和交汇；另一方面指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以及与政治和商业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趋势既有交叠，也有独立。

　　“本体论转向”在国际人类学界有多重起源。就狭义而言，指的是巴西人类学家德斯科拉和维韦罗斯根据南美印第安文化所提出的学说，以“同一文化，多种自然”反思西方“同一自然，多元文化”的知识预设，提出了“视角主义”“土著哲学”等富于启发性的概念。从广义来说，则包括了英国人类学家英格尔德的“栖居”进路和法国人类学家拉图尔的“对称性人类学”等学术主张。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取向在国际人类学界影响日著，并在2010年以后逐渐传入中国，引起了国内人类学界持续热议。从2015年开始，王铭铭、朱晓阳和李隆虎等学者陆续发表介绍这一学派的文章。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本体论转向”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标志性学术事件是2019年在重庆大学召开的“‘本体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研讨会。与之相关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民族医药、宇宙论和物的研究等领域也获得了新的理论动力，相关概念的套用渐成风气。在引介的基础上，有学者将其背后的南美宇宙论与中国儒学和民间信仰进行比较，以期获得新的研究视角。

　　任何一种国际新理论的引入总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本体论转向”也是如此。国内有学者对此热烈拥护，也有学者漠然置之，这与国际学术界的情形并无不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引起的“表述危机”之后，学科反思的热潮刚刚退去。“本体论转向”将学界的注意力从文本批评和权力关系重新转移到田野工作和理论建构上来，将各种地方概念提升到与“科学”和“理性”平起平坐的“本体存在”的高度，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纠正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偏颇之处，提升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发挥了重要而有益的作用。究其实质，“转向”并不意味着对学科传统的否定，“本体”是对以往“社会”“文化”等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而非否弃，正如马里索所言，“本体论开拓”或许是对这一趋势更好的总结。因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笔者认为这一思潮还将引起国内学界更多的响应。

　　“道德人类学”所引发的“伦理转向”是国际人类学在过去20年来的新动向。兰贝克和齐根等学者不满涂尔干对道德的社会义务式理解，在福柯“自我技术”概念的启发下开始关注人们的日常伦理实践，关注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这一取向在国内研究宗教、生态和公益的人类学者中引起较多共鸣，李荣荣2017年发表译介文章，2019年6月，“人类学的伦理转向与中国研究”学术工作坊在杭州举行，与会学者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沿着这一进路继续思考。

　　以下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学科热点。

　　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和“命运共同体”概念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人类学的学科宗旨向来关注人类具体境况，致力于研究他者生活，因此也诞生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学术实践。赵旭东的系列文章将“一带一路”与人类学的“互惠”“文明”等概念相衔接，秦红增、陈子华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人类学的视野与责任。会议名称亦反映了这一取向，诸如“青藏高原与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教育发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应该说，国家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为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关于西部民族、中外交流以及相关国别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传统是我们建立学术主体性的重要基石，与此相关的搜集、梳理和再研究工作也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知识领域。居于首位的人物是费孝通，他在江村和魁阁期间的经验研究持续得到补充和更新，他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世界社会”等概念近年来一再得到重新阐释和讨论，成为中国人类学前进的动力之一。“魁阁”的另一位重要学者陶云逵代表了德国学派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其著作近年来也得到整理和出版。2019年底，云南大学马雪峰、张美川主要负责整理的《魁阁文献（1—4册）》面世，包含了一些尚未披露的学术资料。早期人类学家李安宅、谷苞的学术成果也得到了重视。

　　医学人类学过去几年迎来了较大发展。据景军统计，在2010—2019年，全国共有180篇这一领域的期刊论文发表，不但远远超过之前3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总量，而且绝大多数由人类学研究者撰写。研究的议题除了包括中医和各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文化多样性之外，还涉及献血、器官移植、生殖医学、艾滋病防治等现代医疗实践。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走出国门，关注中医的国际传播路径。

　　宗教人类学领域虽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研究和发表环境，但依然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发展。传统的民间宗教和社区信仰研究仍在继续，几大制度性宗教及其地方表现形式的研究方兴未艾。杨德睿、黄剑波和陈进国倡导的“修行人类学”一方面致力于体认中国社会的宗教实践，提炼本土宗教概念，另一方面意在打破藩篱，统合起对不同宗教的人类学研究。2015—2017年，一批青年学者连续举办了三年“修行人类学工作坊”，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这一进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关注。

　　被称为“海外民族志”的现象，指的是中国学者在境外以对象国语言从事规范的田野工作，然后面向国内社会科学界撰写民族志作品的人类学实践。人类学研究本不应按“国内/国外”区分，只是由于中国学者赴海外做田野工作在21世纪以后才渐成规模，因此需要特别加以注意。近年来的海外民族志持续升温，对象国除了一直较为密集的东南亚国家以外，非洲、中亚也渐成热点。着眼点从具体的国别上升到区域研究和全球流动。2018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研究中心举办“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2月举办了名为“亚洲的人与社会：人类学的实地田野考察”和“欧美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两届“博雅工作坊”，较好地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近年来还有一些新动向，似乎可归入“公共人类学”的名下，主要涉及人类学者与各类媒体和商业机构的合作。其一，随着微信培养出了更多的电子媒介读者，各大专业机构和兴趣团体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例如“人类学之滇”“民族学与人类学”等，都为学术讨论和学科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的空间。此外，“界面”“无界”“澎湃”等文化类公众号刊载了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专访，以及从人类学视角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文章。以往只在学术刊物上亮相的人类学文章在手机平台上收获了更多的关注。有学者因此提出了“微信人类学”。其二，部分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参与“非虚构写作”热潮，积极与文学界对话，将民族志与文学创作、时事热点结合起来，尝试跨界写作。尽管学界对这些尝试评价不一，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无疑有益于传播普及人类学知识，提升人类学的公众认知度。其三，部分媒体有意识地与人类学学者合作，在选题和内容方面接纳并借鉴了人类学视角。

　　这番并不全面的回顾，只是扼要展示了人类学领域近年来的部分热点。艺术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许多其他领域的重要进展只能挂一漏万，詹姆斯·斯科特的Zomia视角引起的热烈讨论亦未能详加展开。这正说明了人类学这一知识领域的活力，让我们更加期待它在未来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