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虽然改善了以往的治理运作模式和效果，但并没有改变国际金融权力竞争的基本形态。当前国际金融安全程度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反而由于大国金融权力竞争和摩擦的加剧，金融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并对战后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挑战。至今，危机已十余载，全球金融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发生了较大变化，涉及货币体系、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会计准则、金融基础设施、宏观经济政策等不同领域。然而，这些变化是否创造了一个比危机前更加安全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呢？

　　从金融治理视角看金融危机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国家或国际经济和金融因素，如宏观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金融自由化、监管套利、金融证券化、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败、中美贸易“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国家间的财富差距、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支付体系不合理等。还有一些研究者在其理论范式基础上更加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者将危机归咎于金融部门的内在缺陷，如顺周期性和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实施。为此，现实主义者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经济学和经济体系中的泛滥，并指责其导致了国家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无序的，并必将导致危机。建构主义者则认为，上述物质因素不足以解释经济或金融危机，并强调诸如身份、观念和文化等人文因素，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塑造市场主体行为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最终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从金融治理的角度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主要因素：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美国国内政策失误和金融监管不足，以及国际金融监管不力。这三个原因代表了危机形成的三个不同阶段。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大量流动性资金进入美国市场，并导致了中美之间所谓的宏观经济失衡，即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和持续攀升的外债对应中国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和巨量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内货币政策失误和金融监管松弛，导致并纵容了其房地产市场泡沫、住房按揭的证券化以及其他无管制的金融创新，并最终诱发房地产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无力预测、预防和阻止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的蔓延，尤其是从美国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扩散。相较于宏观理论，金融治理视角的解释，为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改革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改革进展不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和国际金融监管者迅速采取行动，以解决或缓解上述三大主要问题。首先，社会各界提出了各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以期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其次，作为危机发源地的美国采取了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发起了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再次，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一个新的网状治理体系业已形成，国际金融监管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视角而言，这场旨在弥补旧体系缺陷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相关报告显示，改革后，大型银行的杠杆率下降且流动性更好，“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通过建立处置机制而得到有效管控，场外衍生品市场变得更加简单和透明，存在金融风险的非银行金融中介大幅减少；自危机爆发以来，银行业的市场容量与结构、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表明银行业变得更加稳健；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得到了修补和完善。可见，相较于危机前的旧体系，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安全。

　　然而，不同领域的改革成效差异较大。一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陷入困境，其危机前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在后危机时代得到了高度关注，但主要国家对导致失衡的原因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进一步阻碍了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可持续调整。譬如，中国等新兴国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尤其美元霸权）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其主要诉求。而美国将主要原因归咎于新兴国家的汇率干预，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保护等摩擦性手段进行单方面调整。三是国际金融监管的核心理念成功地从微观审慎性监管向宏观审慎性监管发展，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监管规则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巴塞尔协议III》《保险核心规则》《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等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实施。四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譬如，二十国集团（G20）部长级会议的升级、国际清算银行（BIS）吸纳更多新兴国家会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和份额的调整，等等。

　　权力竞争下的国际金融风险加剧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经济学和金融学视角下的分析，忽略了国家间金融合作和竞争的核心因素——金融权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改革，虽然改善了全球金融治理运作模式和效果，但并没有改变国际金融权力竞争的基本形态，而国际金融权力竞争是国际金融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就此而言，当前国际金融安全程度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反而由于大国金融权力竞争和摩擦的加剧，金融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国际货币霸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前景黯淡。以美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和表现，尽管这一体系一直受困于“特里芬两难”，但却依然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处于霸权地位。任何可能削弱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议，都必将受到美国的极力反对，而国际货币体系的顽疾恰恰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了国际本位货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性改革将十分困难，主要国家将努力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以尽力对冲美元霸权的不利影响。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国际货币霸权维护者与挑战者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第二，大国金融博弈和政策调整易诱发直接的金融摩擦。在上述国际货币体系下，双边金融和经济关系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相关国家的内部结构和政策调整本应是治理失衡的主要方式，譬如，美国应调整债务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改革目标。但是，特朗普政府却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摩擦方式，试图转嫁调整失衡的巨额成本。这种失衡调整的思路和方式，不仅增加了从贸易摩擦到金融摩擦的潜在可能和风险，还危及国际金融体系，乃至国际体系的安全。

　　第三，制度路径依赖和大国既得利益的阻挠，制约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诞生于二战后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直接关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机构的改革一直受到主要既得利益大国的阻挠，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到二十国集团的成立，从IMF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变化到主要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改革，每一次变化的背后都是大国间的博弈。大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权力竞争，必将使其改革步伐严重滞后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

　　第四，国际金融体系、双边关系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呈现的滞后性，使国际金融体系陷入了一个危机循环。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外部冲击推动了既有体系、关系和制度的改革，但制度路径依赖和大国既得利益使改革限定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就导致改革不够彻底。不彻底的改革，或使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再次滞后于国际金融发展的现实，而危机可能在滞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再次酝酿和发生，国际金融的危机史便如此被续写。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