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迈进。面向新发展阶段，我们亟须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进而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理论

　　在实践层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较之于以往的不同历史时期，新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社会需求、外部发展环境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有效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与世界上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具有鲜明特色，但也反映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些共性。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素、发展环境、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发展阶段并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自然发展的。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有大智慧，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理论层面，作为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既有的大部分理论与发展战略，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源自西方的众多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大多是以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经常指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换句话说，一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人们研究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状况、谋求经济起飞的学说史。西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指出，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低收入经济体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经济行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针对发展中经济的好的理论，促使一个经济体从最低水平越过一个分界线，上升到或超过西欧的水平。在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起飞”是欠发达与发达的“分水岭”。一旦实现了关键性的“起飞”，一国经济便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会自然而然地依次实现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跃迁。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经济“起飞”的条件。对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研究和完满的答案。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迫切要求，发展经济学必须创新理论体系、突破既有理论。

　　新实践对理论创新提出新要求

　　实践是理论之源。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并非产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萌发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它亟须回归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等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共性，其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经济起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实践将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独一无二的“天然实验场”，以及经验素材和理论发展动力。相比基于发达国家实践建构的发展理论，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凝练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新发展阶段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有目的、有规律的探索过程，是主动作为、积极创新、攻坚克难、精准施策的创造过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从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等方面，对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系统规划，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新实践中探索新经验，将为世界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中国方案，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重大的社会实践孕育着重大的理论创新。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实践至少可从七个方面突破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新实践的发展目标由摆脱贫困转向共同富裕；第二，新实践的发展任务由经济起飞转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新实践的发展问题由总量问题转为结构问题；第四，新实践的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五，新实践的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第六，新实践的发展战略追求更平衡的发展；第七，新实践的发展格局由偏重外向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的经济发展实践必然催生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种建构性的理论探索以中国为典型样本，但理论外延又不限于中国，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发展理论将惠及世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理论建构的认识论路径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客观基础。要将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探索映射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空间进行分析，并建构新的发展理论，需要遵循一定的认识论路径。

　　首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推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想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它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成功经验，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发展目的论、全面发展论、发展阶段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方法论等，为我们研究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次，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应当遵循现代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与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具体而言，发展经济学并不排斥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既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也不是构造出一套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相反，我们既要遵循一般经济学的认识规律，也要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最后，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创新发展理论。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涉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也不是运用了现代经济学一般分析工具就一定超出了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关键在于，究竟依据什么样的理论范式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理论与新实践、新问题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改变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范式。比如，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告诉我们，新发展阶段的基本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既有供给侧问题又有需求侧问题。因此，新发展理论的分析研究从收入层面开始，逐渐深入到结构层面、动力层面、制度层面，分析研究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是发展经济学基本逻辑在中高收入阶段的拓展和延伸，是在坚持核心范式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发展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将以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客观依据，以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研究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注重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的内生性、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实践的内生性、由新发展实践深化为新发展理论的内生性。在此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进行学术转换，探讨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概括，探索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建构，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奠定坚实基础，为世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独具特色的实践方案和理论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1&ZD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