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形成的标志，那么20世纪晚期以来，在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持续的质疑批判过程中，新发展理论业已形成了较为厚重的理论积淀。尤其是近年来由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而引发的全球发展空前复杂的演化趋势，使得世界发展格局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厚重文明积淀的发展中大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全新的发展理论，将以国家为主体的新发展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此为背景，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亟待更新，新发展社会学呼之欲出。在努力回应当代世界秩序变化的基础上，众多研究者努力推动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转换，表现出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回应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的发展研究范式的局限，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学新兴的分支学科，“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涉及学科研究对象的拓展、学科理论支撑体系的建立、研究主题的调整和转换、多元发展模式和案例体系的提炼、特色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以及对人类社会运行趋势的研判等诸多重大议题，成为实现从发展社会学向新发展社会学转换的关键。
其一，关于新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拓展。发展社会学诞生之初，便确立了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目标。这使发展社会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本身的内在关联性，以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发展的渐趋一体化，使得发展社会学早期所设定的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研究难以解释复杂的发展关联现象，也不能涵盖世界社会发展真实的演进过程，其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式亟须作出相应调整。作为旨在探索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社会发展规律和经验模式的学科，新发展社会学当然要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不过，在后发国家屡创发展奇迹、陆续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后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及困境，自然也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新发展社会学还应超越既有的以早发、后发国家为单元的分析框架，注重从整体的视角关注“全球发展”这一总体性话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倡导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2022年6月颁布的《全球发展报告》也指出，未来10年，虽然逆全球化的力量仍会此起彼伏，但全球力量对比变化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构成全球发展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新的发展力量。新发展社会学需要对此给予密切关注，实现学科的新拓展。
其二，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理论支撑体系的更新与重建。如果说发展社会学形成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提炼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模式，那么新发展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则可表述为：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以城乡均衡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凸显发展的秩序性、社会性、生态性、文化性。在发展理论的谱系中，新发展理论的构成较为复杂和丰富，其关于新发展的诸多观点虽然具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应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其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概括而言，依托新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创新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新发展社会学，其所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主要包括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网络社会相关理论、发展的未来性、城乡均衡发展理论、新发展政策等，需要建构起融发展理论、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为一体的新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其三，世界发展格局变化推动研究主题转换。新发展社会学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突破的理论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现代”关系论的重写。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发展观认为，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只有抛弃自己的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化。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假设，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掀起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体上看，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和厚重文化积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必须正视其传统的价值，这样才能实现对其传统的创造性改造和转换。因此，新发展社会学应将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置于世界文明的大系统之中，重新进行自我评价，并努力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某些传统因素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助力”而发挥作用，很难用简单的正负命题加以概括。此外，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发生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全球化并没有使地方化进程走向终结，相反却激活了地方化。由此，如何将文化资本概念带入社会发展评价系统之中，重新激活传统文化，实现一种连续性的发展，成为新发展社会学所追求的核心目标。第二，外发与内发分析模式的再评价。发展社会学基于“传统—现代”两分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分析，最为直接的结论便是将其发展进程概括为“内生”与“外发”两种类型，从而形成一种被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这对发展中国家“内发的力量”有所忽视。而新发展社会学认为，后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不只是单纯地模仿先发社会现代化，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制定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同样拥有“内发”的力量。这种内生性发展被认为是与外生性发展相对立的，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参与，进而生发出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发展模式。
其四，由“发展模式”向“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转变。众所周知，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主要是依托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展开的，偏重于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强调模式的普遍性和可复制性，忽略了发展模式的层级性和经验基础的客观性。这对国家以下的“地方”及“个体行动者”强调不够，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空泛性。而在新发展社会学的发展模式创设中，强调不能仅仅关注模式运行的宏观结构和一般规律，而应对模式的经验性给予特殊重视，以建立起模式与其所在本土社会之间的契合性及复杂关联。尤其是针对植根于模式多元类型划分基础之上的“模式层级”所展开的研究，主要包括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以地域为单元的中观发展模式和以“个体行动者”为单元的微观发展模式。通过由“发展模式”向“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转变，使发展研究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使新发展社会学由一般性的“原理阐述界定”提升为植根于本土经验案例系统的实证研究，实现新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和升级。
其五，新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实质性关联。在发展社会学传统的学科体系中，“发展政策”多是指来自发展中国家外部带有示范性和援助性的政策规划及实施过程，其所凸显的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而在新发展社会学学科视域下，它更加突出由国家主导下政策“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强调政策与理论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一般情况下，理论往往来源于发展经验，是对政策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抽象提炼。而很多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需要某种发展理论流派的支持。如在发展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其发展政策侧重于将发展主义贯穿于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具体过程中，片面强调先发现代化国家经验的普遍性。而新发展社会学视域下的发展政策则侧重于对发展主义的纠正和批判，结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及现实境况，强调其发展的本土性和在地性，并通过政策干预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总之，新发展社会学要想以全新的姿态在发展研究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首先在发展理论、模式选择和政策体系等方面作出自己的探索，形成一个由“理论—模式—政策”构成的具有实践性的特色分析框架。
其六，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向问题复杂性的研判。长期以来，发展社会学展示出一种带有很强确定性的线性发展观。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等过程，其进程往往带有较强的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在这一发展曲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持续的、确定的直线上升过程。有学者将此种发展观概括为以“结构理性”为基础，通过规范层面的“抽象—整合”以及操作层面的“理性—计算”，进而实现对发展的一种“确定性的寻求”。但在逆全球化、世纪疫情等风险的直接影响下，发展的不确定性逐渐凸显，对传统发展社会学的确定性图景产生了很大冲击。此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人类社会的常态运行似乎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而对非常态运行状态有所忽视。近年来，以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为背景，人类对当下社会运行的真实样态似乎有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认识。如何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新发展社会学理论面临的全新课题。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