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未平息，世界大国政治经济博弈愈发激烈，加剧了国际经贸摩擦和国际供应链冲击，严峻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导致高度依赖的外部供应链面临巨大的脱钩断裂风险，也威胁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性。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以要素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经济再生产的重要节点和基地。立足于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稳定发展的大局，党中央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循环经济有序发展的根本在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微观企业产品和要素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内部需求、要素供给和产品供给的时空错配与结构失衡，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的一个直接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引导外部循环内部化打通价值链堵点，进而创造新的供求体系。外部循环内部化不同于进口替代，也不同于出口转内销，而是通过国内供需匹配联通受阻的国际循环，重构全球价值链以及国际经贸规则设计的底层逻辑。

　　外部循环内部化联通“双循环”

　　外部循环内部化是扩大内循环的直接手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在重要路径。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扩大国内需求，调整国内供给和完善产品要素流通，这可以是基于已有的国内经济循环的强化，也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国内经济循环链条来实现。外部循环内部化通过大数据挖掘，在微观层面找寻能够满足进口企业产品和质量需求的出口企业，即将供求适配的出口供给者和进口需求者进行匹配，从而建立起新的国内价值链链条或潜在的国内价值链关联，为扩大内循环提供新的实现途径。

　　外部循环内部化有助于中国以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在微观层面，对出口供给者而言，外部循环内部化不仅能帮助其扩展国内市场，产生更强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而获取成本优势和更高额的利润，还能够识别出高效高质的潜在国内供应者，淘汰低效低质的落后产能，提升供给侧质量，从而帮助国内供应者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对于进口需求者而言，外部循环内部化能够扩展其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的来源，从而获得来自产品多样性的经济福利以及国内产品替代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在宏观层面，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对全球供给或需求的变化均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改变自身贸易条件，甚至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再生产的进行，从而提升本国消费者福利和本土企业利润，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外部循环内部化能够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外部循环内部化一方面通过匹配供求适配的进出口企业，建立起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内供应链联结，重构价值链体系，进而削弱或避免外部冲击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对经济循环产生的威胁；另一方面能够提前研判产业链中潜在的短板和堵点，进而制定针对性措施，维护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国内市场大循环的潜力，外部循环内部化能够改善国内需求者的福利和国家贸易条件，在客观上有助于加速摆脱“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的双重夹击，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劲动力。

　　外部循环内部化具有行业异质性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构成多样化，拥有巨大的消费潜能和需求异质性，这为外部循环内部化的产业分工和供求融合提供了重要动力。从供求匹配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整体潜力达60%以上。但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大小和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其中，基础制造业的内循环潜力占据主体地位，其潜在适配程度高达80%以上，且在时间上呈平稳上升的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低于基础制造业，且在时间趋势上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初级品行业包括农产品和资源型产品，其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极低，且在时间上没有上升的趋势。造成上述趋势的原因可能如下：（1）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基础制造业的融合，极大提升了信息传递和物流效率，数据要素红利、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淘汰落后产能等，降低了基础性制造业生产性投入的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提升了其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2）中国高端技术研发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能够集中各方资源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使得高技术制造业外部循环内部化潜力呈波动上升态势。（3）中国耕地、淡水资源的世界占比仅为劳动力占比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石油资源的世界占比还不足劳动力占比的十分之一，需要进口大量初级品以缓解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但初级品由于其产品特性和地域特性，很难通过技术进步弥补，且易受到外部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因而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但不存在上升态势。

　　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有助于协调推进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在区域和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东西失衡与南北差距等不均衡问题正成为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的障碍。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一是能够减少和降低地理屏障和行政壁垒引致的市场分割，基于资源优势和产业关联及产业结构，加强城市群功能性互补与增长极之间的关联协调，将城市功能专业化与要素禀赋结构进行有效匹配，更好地践行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理念，建立起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市场，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二是能够加快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各类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同时将经济建设的重心逐步由沿海向内陆纵深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三是能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建设置于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地位，多措并举助力生态产品实现价值、保值增值，从而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构建。

　　从国际情况来看，中国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有助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就必须面对价值链重构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两大挑战。中国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有助于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要素流动障碍、科技自立自强等举措，打通国内价值链的堵点，并承担起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社会责任，积极打通国际供应链上的堵点，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国际经贸规则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深刻变革，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逐渐转化为具有强排他性的区域贸易规则，且新的贸易规则仍在建立之中。基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多重身份，中国推进外部循环内部化有助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GVC视角下多维贸易成本及其第三国效应：指标测度、理论拓展与经验分析”（71973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指标测度、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717031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