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陕西省扶风县上康村农民康克勤父子在村东百米处的土壕内，发现一处因洪水冲刷暴露的青铜器窖藏，即函皇父和伯鲜器群，共有百余件文物。青铜器被挖出后，古董商闻讯而至，康氏父子卖掉一批，埋藏了一批。后来，土匪也闻讯而来，为抢劫这批铜器，将康氏父子逼杀，故所埋之物至今不知所在。卖掉的青铜器中见于著录的，有函皇父鼎、簋、壶、盘等15件，伯鲜鼎、盨、匜、钟等10件。

　　函皇父器为函皇父家族之器，仅函皇父为琱妘作器就有27件。除陕西历史博物馆现收藏的6件以外，早在清代就曾出土过函皇父器，计1簋1匜（《攈古录金文》卷31），器盖同铭，铸36字，为陈介琪收藏。康氏父子发现的这批函皇父器系第二次出土，一器与《攈古录金文》的函皇父簋同铭。

　　1972 年，在上康村西南方向100米处的沟边，距地表约1米处发现了一件郐妘鼎。郐为妘姓国名，其地望在今河南省密县。从该器出土地点、铭文内容和字体看，可能是1933年出土的函皇父器组中被重新埋掉的1件。2017年2月至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对上康村东的一处西周晚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储藏用窖穴等居址和墓葬遗存，时代与函皇父组铜器基本一致，位置紧邻函皇父组铜器窖藏。

　　函皇父鼎又作圅皇父鼎，共有两件，较大的一件通高57厘米，口径49厘米，腹围148厘米，立耳平缘，底近平，腹壁稍外鼓，鼎足有向蹄足过渡的迹象，足上部有兽面，口缘下及腹部饰窃曲纹，内铸有铭文3行17字。较小的一件通高29.5厘米，口径30.5厘米，腹围90.5厘米，立耳，圜底，蹄形足，口下饰重环纹，内壁铸铭文5行37字。鼎铭明确记录了这套礼器的种类和数量。它与法门寺塔下地宫内出土的物账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详细记载了函皇父所铸造的宝器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青铜物账。

　　函皇父鼎铭文为研究当时的礼仪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从出土情况来看，青铜器都是成组配套使用的，这种形式称为组合关系。如我们常见的食器当中的鼎簋组合、酒器当中的觚爵组合、水器当中的盘匜组合等。对于组合关系的研究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墓葬或窖藏考古发掘中的出土器物来进行，函皇父鼎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器物数量和种类，是器物组合研究的直接资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于函皇父器组的制作时代，陈梦家断为孝王时器，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定为西周晚期偏早时器。对于函皇父鼎铭文“函皇父作琱妘尊鼎”中的“函皇父”与“琱妘”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解释：一是父女，这是函皇父为出嫁到琱族的女儿所作的媵器；二是夫妻，这是函皇父为来自琱族的妘姓夫人所作的一组器物；三是母子，也有可能是函皇父为母亲作器。

　　李学勤认为，函皇父又作仲皇父，其行次为仲，从《诗经·常武》可知，皇父曾任太师，所以柞钟等铭文中的仲太师可能即指函皇父。李峰认为，琱氏是妘姓，琱生诸器中的“琱生”就是由这个琱氏宗族嫁入西周望族召氏宗族的女子所生的儿子。

　　函皇父鼎是商周时代为数不多的作器者姓名见于史料的青铜器之一。《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诗篇，作者记叙了当时日食、地震等灾变，控诉周王无道、政治混乱，以致招来天谴。诗中记录了几个把持朝政的要员，第一个就是“皇父卿士”，即函皇父。

　　《十月之交》的写作年代历来有争议，早在汉代就有周厉王世和周幽王世两说，这直接影响到函皇父鼎的断代。近代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十月之交》的写作时代定在周厉王世。也有学者从诗中记载的灾变与史籍记载对应的情况分析，并用现代科学手段推算诗中所说的日、月食的时间，认为《十月之交》作于周幽王时代。如果将来散失的函皇父器群能够有更多的器物面世，提供更多的金文材料，或可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杨曙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