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及其程度高低，关乎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崭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利益整合、价值表达与功能效果维度上具有明显优势，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效能、党际效能与社会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加强凝聚共识能力，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效能

　　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兼顾历史与现实因素，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型政党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政治效能优势具体体现在：

　　其一，维护政治稳定，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克服了西方政党之间互相倾轧造成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冲突、维护和谐稳定。坚持在协商中求同，能够有效避免否决政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缺乏监督或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达成思想共识、目标认同和行动统一，有利于促进政治团结和有序参与，形成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

　　其二，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效能，也体现在其凝心聚力形成决策共识的功能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与核心力量，在顶层设计层面对国家资源具有配置权力，能够及时有效地汇聚民意，形成政治共识。正确的政治领导是党实现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条件，也是新型政党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体现在重要的体制吸纳能力与制度整合能力。在西方国家，政党间围绕政权展开争夺的活动，导致政权分化与不稳定，各自为政、相互掣肘不可避免。英国从“脱欧”到“拖欧”反映出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弊端，美国呈现出选情高于疫情治理的政治乱象。同时，政党极化导致否决政治盛行，政治衰朽态势日渐明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只能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优化合作协商机制，提升治理决策有效性”的党际效能

　　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与政党结构逻辑关系层面呈现出“团结合作、协商民主”的典型优势，推进决策的程序化与有效化，协商监督机制的优化，政策决策的纠偏纠错能力，正逐步转化为重要的党际治理效能优势。

　　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中协商合作政党关系的整合与优化，是推进治理决策有效化的关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通过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安排，集中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集团利益决策施政时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政体、程序、政策等层次形成高度共识，形成科学有效的协商合作及民主监督机制，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党争民主国家对抗对立基础之上的结构困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建党百年来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党际关系的调试历程，也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体现出协商民主机制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推力。党际关系是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党际效能是治理效能的重要部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涵。协商合作机制促进了决策的有效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依托各级政协等机构，实现广泛的协商，以党际协商合作带动全社会的民主协商。各党派人士发挥智力决策等界别优势，依托新型政党制度平台与规范，就重大议题进行充分协商。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政党与政党“竞争制衡、对立对抗”的关系模式，政党极化与结构分歧，正逐步演进为全面的政治结构困境。唐斯模型预言，“在两党制下，政党将进行向心性的竞争，削弱分野并以负责任的节制来玩政治游戏”。在英国下院，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面对面就座，强调的往往是政党在有关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基于对抗式政党关系的极化政治与否决式政治，也是美国近年来治理失利的重要原因。

　　“提高利益整合水平，着力治理路径科学化”的社会效能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代表的广泛性，拓宽了治理的路径与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中国政党制度中政党与社会的结构关系的演进逻辑，决定和丰富了政党在社会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的重要结构功能。必须深刻认识到，各民主党派基于历史与现实因素，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社会基础的差异性，应当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平台优势，为广大社会群体提供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机制，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充分表达，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利益诉求与反馈监督机制。新型政党制度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反复协商征求意见、理性审慎决策施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施策的有效性。通过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效能，也深刻体现在执政党引领多元社会群体，通过多元手段的有序政治参与，运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手段，推进科学依法决策，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媒体平台尤其是新媒体要充当政治稳定的社会安全阀。依托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各级协商机构，通过新媒体技术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同时，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化与科学化，能够为社会群体提供有序政治参与的多元路径，充分发挥治理的社会效能优势。通过中西方国家制度结构模式的深入对比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党与社会呈现出“分化分裂”的典型特征。西方大部分国家近年来治理中的失序与失语，很大程度上源于分裂的社会结构，未能形成社会层面的有效合力。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形式。制度供给、制度执行与治理效能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联系机制。新型政党制度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国家因政党间争斗而导致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否决”政治生态。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形成推进国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合力，推进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民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水平和治国理政能力，也说明了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向共同富裕、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深层逻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