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我们不仅实现了文学、美术、电影、电视等传统文艺形式的数字化，而且改变了文艺消费的基本形态。通过电脑、手机等媒介，人们沉浸于各种虚拟界面，如同打开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数字时代的文艺形态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逻辑，重塑了消费者的角色。当前，文艺生态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文艺生产的主体从专业化的文化公司、文艺机构向数字时代的平台企业转移。对于传统文艺来说，文艺消费的渠道是电影院线、连锁书店、博物馆等实体化空间，而在数字社会，虚拟平台成为文艺消费的主要场所。这些平台不仅是播放和销售平台，还参与和介入到文艺生产中。从早期的购买数字版权、把传统文艺作品数字化，逐渐转向自主投资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网络综艺等，这使得传统出版、影视、广电等文化传媒机构在经营上受到挑战。

　　第二，通过数字平台来完成文艺作品的消费使得具有在场感、现场感的公共空间走向衰落。数字时代的个人电脑与手机让文化消费变成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这种一个人在相对私人的空间中完全沉浸的状态带来了两种社会效果，一种是个人变成高度去社会化、去社交化的主体，另一种是人在虚拟空间中重新社群化、社交化。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建立了一个与真实社会、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虚拟空间。

　　第三，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文艺作品很多源于自媒体，也就是吸引用户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改变了传统文艺生产中相对专业化、职业化的模式。这种方式能够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内容生产中，产生海量的接地气的作品，为普通人提供文化生产的可能性，但是也容易造成文艺生产为了点击率而单纯追求“短平快”的效果。

　　第四，在消费数字文艺作品时，受众的状态也发生了三重变化。首先，数字时代，消费者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和自主性，但是普遍缺乏深度阅读、持续阅读。有些受众没有耐心观看完整的艺术作品，反而在快进和压缩视频中进行碎片化阅读。其次，受众可以通过发弹幕、点赞等方式即时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又影响到产品的点击率和热度，也就是平台把观众的评价内化到产品的流通中。最后，数字时代的消费者更加圈层化。圈层划分不是依靠年龄、性别或地区的认同，而是根据消费习惯、喜好等“标签”来形成圈层文化。

　　从数字时代的文艺生态中可以看出，数字平台发挥着重要的支配性作用。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对内容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进行双重管理和引导，形成了数字社会组织开展文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数字时代文艺生态下，文艺评论的功能和形态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第一，评论主体从专业评论者变成了受众和粉丝。传统的文艺评论由专家和掌握媒介资源的评论者承担，有两种形式。一是学院里的专家用理论话语对文艺作品进行文本阐释，服务于专业化的学术生产；二是媒体批评家写的文艺评论，引导观众判断作品的好坏。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带有去专业化、去精英化的色彩。借助数字化平台，任何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对作品做出点评。在这种背景下，受众也变成了评论者，算法推荐把受众的点评变成流量数据，受众被区隔在不同的圈层中。

　　第二，评论形式更加多样化，从相对理性、专业的批评变成更加情绪化的反馈。传统的文艺评论主要发表在纸媒和电视等媒体上，以事后的反思和争鸣为主。在数字平台上，受众以即时点评的方式参与到对作品的评价中，点评、打分成为受众的基本权利。这种评论形式往往带有商业功能，通过转发量、点击量来判定文艺作品的好与不好。受众看似拥有了主体性，却极易被数据算法“收割”和“利用”。

　　第三，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容易引发社会舆情效应。当前，一些受众容易通过圈层动员成为高度情绪化的粉丝，这种动员有时候是临时性的、突发的，但容易爆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把具体的、个别事件变成轰动性的“热搜”话题。这种观点极端化的网络现象使得文艺评论在数字时代呈现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受众被点击量影响从而带来的商业营销现象，另一种是文艺评论的舆情化变成具有破圈效应的公共事件。这也使得网络空间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间，是21世纪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亟须凝聚各方力量，加快构建理性化和公共性的文艺生态。网络空间并非现实社会之外的异度空间，而是有法律、有主权、有秩序的社会化空间。在保障网络信息交流的自由度和平等性条件下，相关部门要加强网络治理，促进网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平台公司要充分发挥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功能，这涉及大数据“算法”既要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也要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用户营造更加多元化、多样性的文艺生态。同时，受众也应该在文化消费和文艺欣赏中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只有这样，数字空间才能与现实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互补，才能构建更具理性化和公共性的文艺生态。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