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转型和疾病谱的转变，事关国计民生的健康问题日益得到重视。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始实施这一战略，再到2019年国务院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无不表明国家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以及推进这一国家战略的决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适应性。因此，健康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医学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得到显现，可以也应当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大有作为。
回顾和梳理医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及其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医学人类学是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是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应用于人类疾病、健康与治疗研究的一门学问。自人类学发轫之时，人类对疾病、健康、苦痛等的认知和应对就是人类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但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专门分支学科，其名称正式在西方出现要迟至1963年。此后数十年间，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角力、疾病谱从流行病到慢性病的转变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医学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也使其成为人类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医学人类学的基本预设是，虽然疾病是普遍的，但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解释和治疗实践却千差万别。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作为人类学的两大核心认识论，在医学人类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者将人类视为多元的存在，既是生物有机体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并将医疗体系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之中来考察，以便更全面地看待疾病与健康的问题；后者则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强调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疾病、健康与治疗，其意义常常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凸显。基于上述认识，医学人类学学科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视角。如关注文化，强调医学多元的社会文化视角；关注人的“生物—文化”整体性，认为疾病与健康既有普遍性，也有地方特殊性的生物文化视角；关注权力，试图揭示人类健康不平等之政治经济根源的政治经济视角；关注身心问题、社会问题如何被医学化或被建构为疾病的建构主义视角等。与此同时，医学人类学也在不断从其他社会理论中汲取营养，进一步解释疾病与健康的问题。比如社会行动之未预结局理论、社会苦难理论，以及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等等。
在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开展了关于民族卫生、瘟疫的研究，但学科意义上的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层面，以学科介绍、国外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作品的引介翻译为主。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艾滋病防治为背景，人类学家开始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深入分析导致疾病传播、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由此，医学人类学在行为干预、政策倡导、督导评估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应用导向十分明显，成效也十分显著。此后，大量依托于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开始涌现，主题更加多元。基于上述学科背景和发展历程，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相应地形成了几大研究领域：一是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关于流行病的防控；二是关于多元医疗体系的研究，这既与医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传统有关，也得益于中国丰富的少数民族医学成果以及各类民间疗法；三是基于田野且紧扣社会现实的其他经验研究，如抑郁、临终关怀、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疾病歧视与污名等内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为了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医学人类学研究，发挥其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
第一，对全人群及其日常生活的观照。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医学人类学在面对疾病与健康问题时，也往往着眼于“人”及其文化，而非“疾病”本身。中国医学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源于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医学人类学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疾病涉及的相关人群的研究经验。其中，关于人群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的分析，以及人群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特征实现组织和流动的研究，为疾病干预中寻找目标人群以及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支持提供了重要依据，疾病防治领域文化敏感性的问题被提出。随着疾病谱的转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主要的致残致死因素，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首先，疾病相关人群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关注人群的思路以及关于人群的知识和研究路径依然有效。其次，慢性病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凸显了日常生活因素在未来医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慢性病的发生一般被认为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职业、环境和心理等方面不利于健康的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如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人类学家的视野，而如何通过健康教育等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则成为新的议题。最后，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处于消费、医学、审美之结点的美容整形、健身、美体、减肥塑身等身体改造实践同样值得关注，是探讨身体认知、身体边界以及生命伦理的重要切入点。
第二，对生命过程的全周期观照。生命是连续的，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认知和实践贯穿于个体从孕育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因此，医学人类学对于生命过程的观照也应是全周期的，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都可以成为医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老龄化相关的问题无疑会成为医学人类学研究的新热点。老龄化过程必然伴随着生物性的衰老，但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现象。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主体对于衰老的感知，也影响着外界对老年人的看法，而这种感知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种种差异。以健康状况为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区分有行动能力的老年人和无法自理、完全依赖照料的老年人，后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被视为负担，而前者的地位则相对复杂和多样。所以，广义的养老应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即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何度过晚年生活，以及身体有恙甚至失能的老年人如何护理。前者衍生出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主题包括互助养老、适老服务等，后者则包括老年抑郁、照护科技，以及安宁疗护等。
第三，对多元医学体系的观照。不同文化中的民族医学以及跨文化的医学比较研究是医学人类学的重要传统和主要内容。在中国，由中医、西医等制度化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民间疗法等构成的多元医学体系的研究十分兴盛。在慢性病流行的背景下，应该更加集中发挥多元医学体系中各个医学体系的力量和独特优势，比如强调治未病和日常保健的中医调理应该得到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关于多元医学体系的研究偏重于少数民族医学，对于现代医学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全面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现代医学体系中无论是医学生的培养、科室的设置还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递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题。要加强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与医学界展开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
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这是医学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存在的意义所在。回顾医学人类学在中国3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虽则历史并不长，却体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近年来，医学人类学更是聚焦许多与健康相关的议题，并提供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视角。因此，在健康中国这一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未来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有望在对人群及其日常生活、生命过程的全周期以及多元医学体系的观照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