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为精神符号，历经千百年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道德追求和行为准则，对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运城把握“关公故里”这一文化品牌，持续开展关公文化建设，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及民生服务结合起来，以文化底蕴培育“文化底气”，以“文化底气”厚植文化自信，积累了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运城经验”。
关公文化
一、关公信俗与关公文化。运城是关公故里。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也，河东解人也。”“河东”即东汉的河东郡，“解”即河东郡之解县。据古代文献记载，河东郡解县旧治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据今人考证，关公诞生地为今运城盐湖区解州镇，或今运城下辖的永济市开张镇，运城是“关公故里”在学界没有争议。关公去世后被追谥为“壮缪侯”，逐渐被民间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形成关公信俗。据记载，关公去世后300年的陈、隋之间，其故居就已建成了祭祀关公及其先人的家庙（今常平家庙所在地）。关公信俗传承千余年，绵延至今。2008年，由运城市、洛阳市共同申报的“关公信俗”被国务院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公信俗是关公文化形成、发展、延续和流行的主要载体。关公文化是指源于关羽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精神气概，通过精神信仰、庙堂塑像、民间祭祀、文艺作品和社会制度等多种载体予以继承与发扬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一种文化形态。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卫龙认为，“关公文化因关公而生，但不是关公的发明，是历朝历代根据时代所需对关公精神的梳理、创造和演绎”。早期，关公文化因关公信俗的广泛传播而兴起；如今，关公信俗又成为关公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关帝庙。关公文化繁衍不息，衍生出形态各样的文化遗迹，遍布全球各地，其中既有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实践、表演、习俗、知识、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所有关公文化的呈现形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关帝庙。
关帝庙是开展关公信俗活动的主要场所。据关公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机构介绍，元明到清末曾有30多万座关帝庙，至今中国大陆地区仅存1000余座，加之海外华人华侨修建的关帝庙，则共有2000余座。在所有关帝庙中，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全的，是位于运城的解州关帝庙，被誉为“关庙之首”“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是海内外游客和信众观光朝圣、寻根祭祖之地。解州关帝庙与运城市的常平关帝祖陵以及周边关公信俗互动场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公文化遗产群”。2012年，运城“关圣文化建筑群”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三、关公文化与运城人的精神品格。运城人信关公、拜关公，自然仿而效之。长此以往，信俗内化为个人的精神品格，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义、仁勇、厚道的杰出人物。例如，晚清时期不避艰危、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发动山西辛亥革命、率军推翻清政府山西统治权的姚以价等，皆为运城人士。“忠义仁勇”的人格追求，造就了运城人不畏牺牲、义薄云天的革命精神。
《中共运城党史人物（第一卷）》收录了1926—1949年间79名中共运城党史人物，其中有革命家、国家领导人姬鹏飞，功高不居、清正廉明的程子华，中国人民空军的奠基人之一的常乾坤，开国上将董其武，山西地方党组织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的王鸿钩，山西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邓国栋，河东群众领袖嘉康杰等。他们在晋南大地播撒革命火种，培养党的骨干分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运城不断涌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楷模，其中有获得国家科技奖的发明家王衡，三次飞天的航天英雄景海鹏，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宋乔，收养59名孤残儿童的陈玉芳等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大潮，传承“忠义仁勇”的关公文化，是当代运城人精神品格的典型代表。
运城关公文化建设的基本脉络
关公文化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公众良知善念、降低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建设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等方面皆有裨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伟认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人流物转，公共空间极大拓展。关公文化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比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孝悌文化有更丰富和现实的内涵，因而在今天应予以特别重视”。作为关公故里，运城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深挖关公文化资源、研究关公文化、弘扬关公精神、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塑造城市品牌的关公文化建设探索之路。总结运城关公文化建设30年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发展”和“品牌”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1978—1990年）
1978年5月，尘封已久的解州关帝庙正式对中外游人开放。关帝祖祠和周边区域成为关公题材电视剧拍摄地。一时间，游客、摄制组、海内外学者络绎不绝。运城企业抓准商机，以关公元素设计“关夫子”“关帝”“关公”等字号并注册为商标，“关公酒”“关帝表”等一系列文化衍生产品随之问世。
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引导下，关公文化的经济价值逐渐释放。1990年，运城在解州关帝庙举办了首届关公庙会，目的是“利用传统的历史文化优势，加强本区同全国各地联系，振兴河东经济”。关公文化建设的序幕由此拉开。
发展阶段（1991—2010年）
首届关公庙会的成功举办，使运城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尤其是搞活旅游产业的积极影响，组织各界力量深挖文化资源、发展关公旅游产业、推动关公文化艺术创作、开展关公学术研究和以关公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文化旅游业方面。随着“关公文化旅游”品牌在国内知名度逐渐提高，运城接待游客人数和经济效益逐年递增。1996年，关公庙会更名为关公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其间，商业、供销、名吃三大市场成交额达6000余万元。2000年，运城旅游业总收入达7.4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
2009年，投资2600万余元、占地120亩的关帝御园开园迎客，同期举办了以“关公文化与诚信运城”为主题的文化论坛。紧接着，世界最高的关帝圣像在盐湖区常平村落成，圣像通高80米，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朝拜关公提供了重要载体，成为运城旅游的新景观。2010年，运城接待海外游客12万人次，国内游客15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03亿元，是2005年的3.7倍，是1990年的数十倍。同年，运城机场实施飞行区和航站区扩建，年输送旅客能力增加2倍，达到150万人次。关公文化旅游品牌在国内外影响力日益扩大。为增加游客的关公文化印象，运城机场命名为“关公机场”（后更名为“张孝机场”）。
二、文艺创作和文创市场方面。运城的关公锣鼓艺术源远流长，其特点是粗犷豪放、紧锣密鼓，大有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运城民间艺人对传统关公锣鼓曲牌进行创新演绎。他们参照《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编排了桃园结义、关公出征、闯关斩将、战长沙等系列锣鼓曲目，发展出100余支鼓乐队伍，定期为关公金秋大祭、关公文化节的海外侨胞、国际友人演出，深得观众好评。
随着我国电影电视艺术事业的发展，一批以关公故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涌现出来，代表作有《三国演义》《武圣关公》《关公热话》等。1990年，运城电视台拍摄了5集电视连续剧《关公出世》。1993年，由孟海生撰写脚本并策划的4集电视专题片《关公热话》先后在山西电视台、运城电视台播放。2004年，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关公》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放。上述影视作品皆以运城为拍摄地或在运城取景。
关公文化艺术市场愈加繁荣，关公文创产品也得以深度开发。运城先后推出了护车神、护身符、福寿牌、关帝表、平安饼、瓷盘、砚台等系列产品，培育出一批骨干文创企业。例如，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生产关公铜像，并为200多个城市制作城市雕塑，产品出口20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该公司在运城夏县建设了青铜文化产业园，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被认定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关公文化研究方面。关公文化研究由来已久。据记载，元初至清末撰写的有关关公事迹的志书、图集、年谱、类编有近百册，例如，元代胡琦编《关王事迹》《汉寿亭侯志》，明代黄希声编《关圣类编》，清代徐观海编《圣迹撰要》等。
海外学者也热衷关公文化研究。据《关公文化旅游志》统计，1850—1949年外国学者发表的关公主题学术论文达百余篇。例如，英国汉学家艾约瑟（Edkins Joseph）于1857年发表“Account of Kwan-ti,the God of War North-China Herald”，日本的井上以智于1951年发表“关羽信仰の普及”等。
改革开放后，国内关公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运城学院图书馆袁帅2014年发表的以中国知网为依据对关公文化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的论文表明，1995年以前，关公主题文献每年发表数量均在10篇以下；2007年至2011年，年均发表文献40篇以上；2012年发表文献60篇以上。袁帅认为，“研究文献的持续稳定增长，与 90年代以后关公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也说明关公文化研究正在逐步发展、成熟，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关注和认可”。
此外，山西省及运城市也成立了民间研究机构和团体，如山西关公文化研究会、山西运城市关公文化研究会、关公故里关公研究基金会、山西省侯马市关公文化学会等。这些研究机构和团体在推进关公文化研究、促进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1993年起，随着海峡两岸的关公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台湾陆续组团来运城拜关公、寻根祖。1996年初，经运城与台湾省屏东县协商，组织了解州关帝庙的关公出巡像、青龙偃月刀及部分运城文物展品赴台展出。1997年1月底至2月初，运城60余位学者、民间艺人拜访台湾省，组织交流活动及演出百余场，受到台湾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小反响。
台湾关公文化氛围浓厚。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现存较有规模的关帝庙有1000多座，关公崇拜近些年已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妈祖。时任台湾宜兰礁溪协天庙主委吴朝煌先生因为“寻根”多次拜访大陆，曾率300信众到访运城。关公信俗交流成为台湾民众寻根祭祖、了解大陆的一条有益且有效的渠道。
1990—2010年间，运城不断接待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团来访，与数万名海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关公崇拜、关公信俗、关公人格形象、关公生平等话题，使得五千年古老文明的运城与世界握手，与全球对话。
品牌阶段（2011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运城关公文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工作不断深化、影响持续扩大，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业突飞猛进。列入“山西八大文化品牌”的“关公故里”品牌，被社会广泛认知，成为运城的“金字招牌”。
201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八大文化品牌丛书”之《关公故里》面世，对“关公故里”的品牌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同年12月24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精彩上演，“关公故里，大运之城，山西运城欢迎您”的城市品牌形象在人民大会堂亮相。在“关公故里”文化品牌的建设过程中，运城还建立了品牌保护机制，引导相关企业保护文化品牌，对全力维护关公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或资金扶持。同时，运城通过媒体网络、世界关氏宗亲总会等平台，面向全世界发布了有关保护关公文化品牌的倡议书，弘扬关公文化，保护文化品牌。
2019年4月2日，运城市给文化旅游项目“划重点”，敲定了以关公文化产业园为代表的11个重点旅游项目，总投资220.49亿元，并谋划了投资规模100亿以上的“关公圣境”景区项目。这一年，运城旅游收入达到831.02亿元，接待游客9771.94万人，比1990年增长了近百倍。与此同时，运城继续做足做好全国文物第一大市保护传承文章。运城与河南洛阳、河南周口、湖北荆州、湖北当阳、福建东山，四省六地共8处遗产构成的“关圣文化史迹”，联合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关公故里”品牌建设工作日趋成熟。2020年8月，本课题研究团队通过国内几类舆情分析工具检索“关公故里”关键词，在获得的68.1万条信息的前100条信息中，直接关联运城或运城解州关帝庙的占99%。在网络检索“关公文化”这一关键词，得到的1070万条信息的前100条信息中，直接关联运城或以运城为研究对象、引用运城文化研究成果的信息占80%以上。这一现象间接反映出关公文化建设正在影响和改变着运城的发展轨迹。
运城关公文化建设成果调查分析
运城立足“关公故里”这一定位，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党的建设、创新社会治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传播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其30年来的建设成果有目共睹。面对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反思。例如，文化建设成效能否进行量化评估？百姓们的切身感受如何，怎样评价？建设行动的方法是否需要改进，改进措施是什么？未来怎么做，应当如何规划？为此，2020年7月，中国伦理学会与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共同组建专家组，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访谈和网上问卷调查，对关公文化建设经验与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期望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回答好上述问题。
调查概况
调查工作以运城市（含下辖县、市、区）居民为对象，设计了考察关公文化认知、关公崇拜习俗、关公活动参与程度、关公文化建设成果评价和意见建议等百余项指标的问卷（呈现为32个选择题），随后通过辖区内主流媒体公众号、微博等发布问卷，答题后自动计入数据库。调查工作自2020年8月1日启动，8月25日结束，共回收3252份有效问卷。
受访者特征
根据3252个受访者的反馈，如图1所示，受访者中运城籍（包括下辖县、市、区）的占89.88%，非运城籍但定居运城的占6.13%，曾到过运城和从未到过运城的占4%左右。96%左右的受访者来自运城本地，4%左右（约120人）是对运城有所了解的人士。如图2所示，在受访者职业选项中，企事业单位从业者占75.77%，公务员占8.59%，个体工商户占7.67%，农民占3.68%，学生占4.29%。
信度效度检验
为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研究团队遴选了1%的受访者进行手机电话或微信追踪，通过“一对一”方式沟通检验答卷信度，同时还对运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文化和旅游局、关帝庙文管所、侨联以及有关社会组织进行了走访，通过官方反馈关公信俗、基层社会治理、关公主题文物保护、关公文化研究、景区经营、旅游产品开发、关公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国际交流等情况，进一步证实了问卷调查工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印证了运城关公文化建设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反映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
一、对关公文化的基本认知。
了解人们对关公文化的认知程度，可借助是否了解“关公人物典故相关城市”“关公精神的关键词”“关公文艺作品内容”等细节进行考察。
如图3所示，除运城以外，荆州、长沙、宜昌（当阳）是多数受访者了解的“关公人物典故相关的城市”，分别有73.31%、32.52%、11.35%的受访者作出选择。此外，有11.04%和5.52%的受访者错选了“兖州”和“锦州”。
如图4所示，97.85%和95.4%的受访者熟知关公精神内涵中的“忠诚”“信义”关键词，65.03%和59.82%的受访者认为关公信俗能保佑“平安”和带来“财运”。此外，有5.83%和3.07%的受访者错选了“赦免”“轮回”选项，另有0.31%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
如图5所示，在“是否了解文物、作品或商品中含有关公人物形象”的考察项中，选择《单刀会》、济南文武圣庙、《战长沙》的分别占到92.02%、53.07%、49.69%，另有28.22%的受访者了解“王者荣耀”游戏中有关公人物形象。此外，有15.95%和12.27%的受访者错选了“《史记》”和“洛阳白马寺大雄殿”选项，另有2.45%表示“不了解”。
如图6所示，在考察“是否了解禀赋了关公精神的中国近现代人物”认知水平的题目中，结果显示，39.26%的受访者认为禀赋了关公精神的近代人物是“孙中山”“李大钊”，另有25.15%、25.15%、39.57%的受访者选择了运城籍的“杨深秀”“姬鹏飞”“傅作义”。此外，有15.34%的受访者错选“司马光”以及30.06%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
二、关公文化对运城社会生活的影响。
了解关公文化对运城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的影响程度，可借助“家中和店铺供奉‘关公像’的情况”“对‘拜关公’行为的看法”“生活中交谈关公文化话题（包括忠义、仁爱等内容）的情况”和“关公文化消费（如购买工艺品、书籍或观看戏剧等）情况”等问题进行考察。
如图7所示，在“据您了解，运城以‘关公’‘关帝’‘武圣’等类似词汇命名（或包含该类词汇）的企业、门店、产品或宣传品的情况”的考察项中，45.71%的受访者表示“很多，随处见到”，33.74%的受访者表示“较多，经常见到”，16.56%的受访者表示“较少，偶尔见到”，3.99%的受访者选择“不清楚”。研究团队随后对答题者的IP地址进行了分析，之所以产生观点差异，与答题者所在地域有关，其中选填“很多”或“较多”者以运城主城区（盐湖区）居民为主。
如图8所示，在家中经常供奉关公像的受访者约占53.37%，表示“较少供奉”约占31.6%，“没有供奉”或“不清楚”占15.03%。与此同时，关公是民间信奉的武财神，很多人视关公为招财进宝的保护神，所以多在店铺（或办公室）供奉关公像。如图9所示，受访者中在店铺（办公室）中“经常供奉”约65.03%，“较少供奉”约23.31%，“没有供奉”或“不清楚”占11.66%。上述两个调查维度表明，“拜关公”现象在运城人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普及。
对于“拜关公”行为的态度，如图10所示，大多数受访者能够科学地认知“是一种地方文化风俗”；29.45%的受访者认为“很灵验”，这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关公崇拜、关公信俗的心理基础；有0.31%和2.45%的受访者认为“不一定灵验”“封建迷信”，另有1.53%的受访者持“不好说”的态度。
对于“生活中有否交谈关公话题”和“关公文化消费（如购买工艺品、书籍或观看戏剧等）情况”两个考察内容，如图11、图12 所示，受访者中表示“生活中经常交谈关公话题”的占64.11%、“很少交流”的占29.14%、“不交流”的占6.75%；表示“经常有关公文化消费”的占35.89%、“较少消费”的占45.71%、“没有消费”的占10.43%，表示“不清楚”的占7.98%。
如图13所示，47.55%的受访者认为“运城人明显禀赋了关公的人文品格”，37.12%的受访者认为“但不明显”。对于“运城青少年（14—28岁）的‘关公精神’认知情况”，如图14所示，41.41%的受访者认为多数青少年群体了解并崇拜关公，29.45%的受访者认为“少数人了解并崇拜关公”。对“关公精神对运城公务员和企业家的影响”这一问题，如图15所示，53.68%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影响”、27.91%的受访者认为“较有影响”，仅有9.8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8.59%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
问及“您参加关公文化活动的情况”时，如图16所示，55.52%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参加”，26.99%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参加”，17.48%的受访者表示“没参加过”。
三、关公文化建设成果评价。
运城利用文化资源开发文创、旅游等产业的成效，是考察文化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如图17所示，41.1%的受访者认为“高效开发利用”、43.87%的受访者表示“成效一般”，另有11.66%的受访者选择“没看到成效”、3.37%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
对于运城关公文化旅游“传播语”（宣传口号）的了解和认同程度，如图18所示，受访者中69.94%表示“了解并认同”、6.13%表示“了解不认同”，另有23.93%表示“不了解”。
对“运城持续开展关公文化建设工作的个人切实体会”这一问题，如图19所示，约93%的受访者予以肯定性回答。其中，83.13%的受访者选择了“向外地人介绍家乡时有自豪感”，其次是“城市知名度更高了”和“旅游拉动消费活跃了本地市场”，分别占75.46%和63.8%。41.1%的受访者认为“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文化生活”、35.58%的受访者认为“改善了社会风气”、16.56%的受访者表示“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认为“没感觉到变化”的受访者占7.06%。
作为获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资格的城市，运城于2018年5月出台《运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意见》并明确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在考察“关公文化建设对运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影响”的选项中，如图20所示，70.55%的受访者表示“很有影响”、20.25%的受访者认为“较有影响”，认为“没有影响”和“不好说”的受访者分别占6.13%和3.07%。
在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的成果评价考察中，如图21所示，59.51%的受访者认为“在全国产生了影响”，12.27%的受访者认为“在山西产生了一定影响”，19.02%的受访者认为“在运城市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余9.2%的受访者则表示“不好说”。对“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形式及内容，如图22所示，受访者中48.47%表示“很有吸引力”，33.74%表示“较有吸引力”，11.35%认为“没有吸引力”，其余6.44%认为“不好说”。
当问及“近10年来运城开展关公文化建设的总体成效”时，约80%的受访者认为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图23所示，其中40.18%认为“成效很明显”，39.57%认为“成效较明显”。此外，仍有2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成效”或“不好说”。如图24所示，86.2%的受访者对运城继续开展关公文化建设工作表示“很期待，应加大建设力度”，10.74%的受访者表示“较期待，希望有更好表现”，仅有3%的受访者表示“不期待，不看好”或“无所谓”。对于选填“不期待，不看好”的原因，受访者反馈的信息大致有四类：对关公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度不够；总体工作思路不清晰；活动少且百姓参与度不高；宣传力度仍比较小。
关于“运城开展关公文化建设的主要难题”，如图25所示，分别有77.61%、65.03%和57.36%的受访者认为是“传播力度不够”“产业开发不足”“内涵挖掘不够”，而“资金投入不足”“策划水平不强”“基础设施不强”亦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十分关注。此外，3.07%的受访者选填“其它问题”并作了具体的意见建议反馈。
问及“是否愿意成为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义务宣传员或志愿者”时，如图26所示，9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反映出受访者对参与关公文化建设工作较高的积极性，以及投身运城文化建设的热情态度。
建设成果
运城关公文化建设与发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公城市品牌释放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成为运城经济建设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的重要抓手。调研结果表明，在“关公故里”这一城市品牌的带动下，城市文化内涵得以展示、城市知名度得以提升。各界人士开始关注运城、了解运城、走进运城，更多资源向运城倾斜，运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餐饮等服务产业因此受益匪浅。运城要进一步挖掘关公文化的丰富内涵、创新市场运营体制机制，在关公文化建设30年成果的基础上，争取打造成为全国前10位的文化旅游城市。
二、关公信俗涵养社会文明的作用持续显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重要素材。运城关公文化建设对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明素养正在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随着时代变迁，关公形象已从历史人物逐渐升华为人们心中的道德楷模，运城依托关公文化在民间的深厚信仰基础，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形成了人人争做热心公益、心怀大义、见义勇为市民的文化氛围。全国道德模范的相继涌现，“运城好人”的不断出现，将有力地推动运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开展。
三、向海内外传播关公文化，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关公文化的底蕴深厚、底气坚实。在运城以及其他关公文化城市的共同努力下，关公文化得以在全球海内外华人乃至外国信众间广泛传播，这一文化传播的景象有力地证明了关公文化的巨大价值。据有关统计，近30年来，运城与160 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文化交流联系，推动关公文化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关公文化跨越了国界、民族等界限，被越来越多的人作为共同的文化信仰。关公文化不只是一种民间信俗，已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
发展瓶颈
运城关公文化建设工作缔结出丰硕果实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四个发展瓶颈。
一、系统化问题。调查发现，30年来运城相关部门在关公文化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头绪较多、管理分散。研究团队在查阅数十本书籍、数百篇文字材料、千余条口述和网络信息后，才绘制出一个大致的“关公文化建设脉络图”。受访者反馈，关公文化建设“整体思路不甚清晰，落实情况不好”。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推动关公文化建设的主体皆从各自职能范围内开展工作，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整体的文化建设规划与合理布局，难以进入体系化和系统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二、机制创新问题。受访者普遍认为，运城关公文化建设“应该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要更大力度挖掘关公文化内涵，请专业团队经营”，“要启用市场化机制，请专业宣传团队进行策划包装和运营”，“应加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游乐元素”。调研中发现，关公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还不够灵活，缺乏创新，文化资源共享功能和市场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三、品牌影响力问题。关公文化建设的宣传推广力度尚有不足，关公文化的内涵价值并未被民众熟知，更没有在山西省内和全国市场形成巨大的磁场效应。因此，受访者建议，“加大宣传，至少可吸引附近的城市进行消费和交流”，“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全国知名度”，“鼓励民众参与到文化宣传工作中来”，“关公文化在中国南方城市盛行不息，可以着重在南方城市加强宣传，利用新媒体（比如抖音、快手）增加宣传频次，邀请网红带动”等。
四、文化和旅游链条的延伸问题。受访者建议，“加强文创产品的开发、打造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加大宣传力度，多开发文创产品”，“认真搞好整体策划，延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解决游客逗留时长不足、缺少二次消费以及对运城周边城市居民吸引力不强的问题”等。
发展建议
一、制定关公文化建设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建议运城市进一步厘清关公文化建设工作的行动逻辑，建立体系化的工作方法，明确发展路线、实施路径和未来方向，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制定关公文化建设的五年专项规划，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二、加大创新培育力度，推出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文艺作品。建议将协同创新机制与关公文化实践相结合，为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一方面，通过与国家级、省级文艺团体共建创作机构和精品项目的形式，为关公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入全国智力资源。另一方面，推动关公学术基金的设立，鼓励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开展以关公文化为主题的专项研究，通过学术传播提升运城在全国关公文化研究中的地位。
三、进一步提高关公精神涵养精神文明的水平。建议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进一步运用好关公文化这张“道德名片”，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和乡村自主开展关公文化弘扬、典型人物评选和示范创建等主题活动，在中央和省级媒体予以宣传报道。
四、鼓励文创产品开发，让“关公文创”走向全国。建议加大引进文创企业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挖掘和使用关公文化资源，建设“关公文创小镇”，夯实关公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同时，鼓励创作文创产品和自媒体作品，强化关公文化元素与运城文旅的关联性引导，让“关公文创”走向全国。
五、筹建“忠义文化”党性教育基地。关公文化能够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提供良好的文化载体。建议加强文教融合，筹划建立“忠义文化”党性教育基地。此举既可发挥道德文化资源的教化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关公文化在全国的推广和传播。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底气。30年来，运城关公文化建设的经济成果斐然、文化成果卓著，以文化底蕴培育“文化底气”，以“文化底气”厚植文化自信，将运城打造为一个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