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元诗
2020年06月12日 0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2日第1946期 作者：周建忠
元代诗歌长期被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界忽略，最终竟然是三位苏州学人不约而同地投入了元诗的整理、研究，筚路蓝缕，薪传火继，可谓异代知音。第一位是康熙时的顾嗣立，编辑《元诗选》初、二、三集。20世纪90年代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它还是我阅读元诗的唯一全本，只记得卷帙浩繁，数量惊人，花费了很长时间。第二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故著名专家邓绍基，他全面研究了元诗与两宋、明清之间的传承关系，提出了元诗“宗唐得古”的观点，并在他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做了充分全面的论述，令人信服。第三位则是新近出版的《元代组诗论稿：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一书的作者——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李正春。他选择“组诗”做专题研究，既恢宏阔达，又细致入微，将元诗研究大幅度地推进了一步。
其实，关于元代诗的研究，可选择的途径有很多。《元代组诗论稿》从组诗这一“有意味”的诗歌形态着手，探究元代组诗的发展历程、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为我们开启了元诗研究的新视角。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思想文化观念的“兼容性”和“不尚虚文”特点十分突出。有论者指出，“与汉、唐相比，元代的文化发展更具有开放性，吸取外来文化比汉唐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加上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使元文化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我国封建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与当时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比较，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元代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给元诗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双语’诗文，则是元代历史文化的特征”。“以信仰言，除元代，文坛历来唯有释、道诗人，元代则扩大为也里可温（信仰基督教的家族）、答失蛮（信仰伊斯兰教的家族）与释道共处文坛。一部《全元诗》成为认识元代历史与文化的新视角”。《元代组诗论稿》一书以历史文化学为视角，探讨元代组诗中不同文化特色，契合了元代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及内在要求。
《全元诗》共收组诗42000多首，约占总数三分之一。数量庞大的组诗是元人承传通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作者对其分类考察，将全稿析为八章：一曰宗教文化与理释道组诗；二曰“海宇混一”与奉使组诗；三曰地域文化与八景诗的同频共振；四曰农事组诗对农耕文明的诗性阐释；五曰重史传统与元代咏史组诗；六曰宫廷与市井组诗的文化差异；七曰遗民群体与纪实组诗创作；八曰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双语”组诗。作者显然是基于文化视野，力求切入元代文人生活情境，致力体现“探究元代组诗的表达功能、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的主旨。作者认为，“元代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为组诗的规模化、系统化表达找到了合适的载体。以历史文化为视角，找出其对元代组诗影响的内容、途径与方式；以不同文化形态的阐释为着力点，强化对组诗个案的剖析，寻找历史与文化留下的‘深度记忆’——这是本书写作的逻辑起点”。笔者相信这不仅对研究元代组诗，而且对《全元诗》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
各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是元代历史文化的显著特色。各民族原来固有的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使元代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风采”。杨镰也指出：“在元代文学史上，使用汉语写作的蒙古、色目作家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坛，并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它是历史的全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双语作家的成功范例。”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曾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特别是元代后期，北方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奇材异出”，如云蒸霞蔚，极为壮观。“‘一统多元’的民族共同体构架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发展得愈益牢固。壮大辉煌，就需要调动和发挥边远民族的‘边缘活力’，使其多姿多彩的充满野性强力的创造，反馈回赠于中原，在碰撞中激活已经开始懈怠、陈旧、老化、衰颓的中原文化。”杨义从“边缘活力”角度，从大文化层面，高度赞扬了民族融合对中原传统文化转型升级的功用。《元代组诗论稿》一书的第八章“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双语’组诗”，选择了萨都剌组诗中的“江南之恋”和马祖常组诗中的“河西情结”，来阐释这种交融汇通，极具说服力。
元代组诗大量涌现，除了与元代多元文化相关外，还与元代文人生活方式及政治处境相关。文会雅集是元人雅化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既包括以文学创作为主题的文会，也包括诸如节日宴饮、山水游集、饯别、友人间谈谑相乐等主题下的雅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强化了这种雅集唱和活动。集会场合的探题联吟、分韵题咏、限韵赋诗、次韵赓和、同题唱和、联句酬唱等，丰富了元人的精神生活。组诗以其包容性、系统性功能，契合了雅集背景下文人之间“对话”的需要。无论是集会场合的同声相应，还是非集会场合的同气相求，“一题多作”或“同题共作”的组诗，既是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重要手段，也是与他（古）人争优劣、论短长，直至获得荣誉的重要手段。“边缘化”的政治处境，使得元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汉人、南人）将全部心思与精力放在了“竞技”上——相对于单体诗歌，组诗形态的系统性、多元性，迎合了文人炫博的心态；其连类无穷的表达方式，往往可导向典雅和奥博，二者都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相关，是文人逞才使气、制造“惊奇”的审美效果的合适载体。虽然处于元代社会的底层，但身为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存在，这使得他们会时不时借此来向游牧文化的主人表达他们的“力量”。胸中的学问是他们唯一可以傲视皇权的资本，这种“炫耀”就其实质而言是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下降的无奈表达。
元代组诗主要有“对话”与“独白”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独白”是诗人的自我书写，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对话”则是诗人群体性书写，具有鲜明的互动性或群体指向性特征。文会雅集以“对话”方式创作诗歌，打破了传统诗歌“自说自话”的局限，使诗歌成为一种互动、交流的载体。从元代组诗创作的实际情况看，“对话”类组诗多于“独白”类组诗，这反映了元代文化艺术繁荣，文会雅集活动频繁对组诗创作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组诗以“复加迭合”的结构形式，使情感力度得到加强、叙事容量得到扩大，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能够留下“深度记忆”的一个重要映像，具有艺术的典范价值。正如作者所说：“从结构上说，组诗的次第展开，多元显现，以及反复吟唱，都构成一种音乐的旋律美，引起欣赏者情感的回旋激荡和想象的驰骋飞越……每一首诗的‘子题’都从属于组诗的‘母题’，每个‘子题’又在诠释着‘母题’。组诗以其独特体制，演绎着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元代组诗论稿》一书将元代组诗整体研究与个案考察、共时性的理论阐释与历时性的过程描述相结合，揭示元代组诗的“深度记忆”，令人信服。
在中国组诗发展史上，元代是继唐宋后的又一次辉煌时期。无论是诗人队伍、组诗数量，抑或是组合艺术、体式特点、题材领域、表达方式等，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与宋、金组诗互为关联，形成了一个文学整体，不仅对本时期诗歌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对明、清组诗产生着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组诗论稿》研究组诗文体、创作经验，对考察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的演进过程，理解诗歌体制、规模与内容表达的关系，进而把握古代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成就，具有发掘深化之功，值得高度肯定。
从技术层面来说，《元代组诗论稿》一书系统地用统计的方法对元代组诗发展的历程作了清晰描绘。虽说统计方法有很多限制，往往无法将“个体性”或历史的“独特性”呈现出来，但用来揭示元代组诗发展的“历程”或“趋势”，却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容易让读者把握元代组诗历史演化的情形和阶段特征，从而使论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作者系南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二级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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