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到21世纪的时候，居民的经济水平会达到非常富有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可以缩短至15小时。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似乎也能推出与之相类似的结果，随着社会发展所促成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逐渐下降到最低限度，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充分享有自由时间成为可能。这描绘了一幅由科技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人的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景，有学者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可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可能逐渐使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价值论

　　然而，当我们直面当今所处的社会现实时就会发现，虽然无论是相较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还是相较于凯恩斯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今天确实已经实现了科技水平的极大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但无论是在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周只需工作15小时的美好愿景都没能得以实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体验到的往往是与之相反的情况，即虽然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巨大提升，今天人们可以以更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与过去同样甚至更好的各类产品，但是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时间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增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被进一步延长，大量繁琐的、无意义的工作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作者大卫·格雷伯使用“毫无意义的工作”或“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词来称呼这些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却似乎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没有价值的工作形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使用似乎不仅没有给人更多的自由时间，反而成为“毫无意义的工作”的重灾区；很多人不再需要像卓别林的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被机器化大工厂的流水线耗干时间与精力，但是却在逐渐兴起的各种非物质劳动中，在数字化平台所搭建的新流水线上继续消耗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总的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似乎并没有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

　　根据以上现实问题，很多当代学者提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的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生活于机器化大生产和产业资本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其劳动价值论主要与物质劳动相对应，并只能被用来描述物质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相关特征，而无法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和脑力劳动。据此，部分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应该被彻底放弃，应该以知识价值论等新观点来代替劳动价值论，或者只有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特征等观点。事实上，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两个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其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已经失效，其究竟是否能够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其二，如果劳动价值论也可以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的话，那么它能否解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没有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一问题？

　　分析非物质劳动

　　针对劳动价值论是否可以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是，当不同学者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间具有不同特征等观点来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只关心物质劳动的观点时，实际上忽视了具体的劳动形式与哲学意义上的作为概念的劳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对经济形式的分析需要使用“抽象力”，当马克思将价值的源泉归根于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并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人类劳动并不是表现形式各异的各种具体劳动通过加总、简单平均后所得出的某种直接劳动，而是一种由抽象力所把握到的经过社会中介的一般抽象劳动概念，其中已去除了具体劳动的各种特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在一般抽象劳动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以某种标志性的具体劳动形式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般代表。所以，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反省形成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理论抽象的时候，其关键内涵并不在于劳动是否最终要凝结为某种物质性的产品这一事实，而是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价值决定于抽象劳动时间这一逻辑。因而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等一切具体劳动的基础上的理论抽象，其并不是单纯物质劳动思维的产物，也并不排斥各种非物质劳动形式。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一种在知性思维和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具有可计算性的经验性理论，而是一种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的理论。当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学者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缺乏精确性和可计量性的时候，其恰恰忽视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要研究如何计算利润量和剩余价值量，而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本质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从而揭示资本增殖的逻辑与人类解放的逻辑。所以，当部分学者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知识产品的生产之间具有不同特征，我们既很难以计算体力劳动的方式计算脑力劳动和知识产品的生产所需要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很难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选取同样的度量衡来加以平均计算的时候，这些观点实际上都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真实内涵。如果以可计算性为标准来要求劳动价值论的话，那么即便针对的是物质劳动，不同工种间的特点差异与工人能力和熟练度上的巨大差别也会导致难以精确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量的具体数量。而如果以能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逻辑为标准来看的话，那么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都从中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时间，从而剥削了人的剩余价值，这都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范围之内。

　　尽管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非物质劳动还没有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获得如今天这般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实际上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到了非物质领域中的劳动生产问题。教师、医生、演员等职业的劳动不仅具有非物质特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会承载在某种具体的物质载体之上。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之下，这些劳动都可以被合理地吸纳到抽象劳动这一概念中来。“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来说，是生产工人。”

　　正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一种在知性思维和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可计算性理论，其中所使用的例如一般人类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都是在运用抽象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哲学概念，马克思本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论述也不排斥非物质劳动，而是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都同样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所以从结果的角度来说，劳动价值论不是局限于物质劳动的理论，其本就可以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

　　劳动生产率与自由时间

　　劳动价值论可以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兴起与广泛扩展非但没有证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资源。事实上，将劳动价值论与非物质劳动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恰恰为我们思考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什么没有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以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及其背后的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为起点，马克思逐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家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对劳动力的消费本身就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因而通过购买劳动力、支配劳动者创造新的价值并无偿占有其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出的剩余劳动价值，资本找到了实现无限自我增殖的动力源泉。所以，正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吸血鬼”这一比喻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只有在吮吸活劳动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在以机器为中介的生产过程中，还是在今天以数字平台或是人工智能为中介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所吸纳的都是人的活劳动，是工人的无酬劳动时间凝结为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价值。“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

　　正是由于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资本都始终需要通过吸纳活劳动来实现自我增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总是要谋求扩展吸纳活劳动的领域，从而更多地占有劳动时间，实现自我增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领域逐步实现了自动化，在某些较极端的情况下，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运用，部分物质生产领域甚至正在逐步实现活劳动的比例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需要找到充分占有人的劳动时间、充分吸纳人的活劳动的新领域，而非物质劳动的兴起恰恰提供了这一可以继续为资本提供大量活劳动的新领域。

　　一方面，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中新劳动形式的创造受限于物质生产本身的规律，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中，人们可以不断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只要能够合理地将活劳动吸纳进来，工作本身的目的和意义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作者发现很多原有的工作流程都开始变得冗长而臃肿，越来越繁复的行政工作正在填满人们的工作时间，而且人们常常误认为这些工作主要存在于公共部门，但实际上追逐盈利的私人企业中同样充斥着大量类似的工作，甚至有的情况更甚。另一方面，不仅资本可以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中方便地创造一系列新的劳动形式，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开始具有非物质化的特征。这模糊了劳动行为与非劳动行为之间的界限，很多原有的非劳动行为都可以在数字平台的助推之下被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劳动行为，近年来批判数字资本无偿占有了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所生产的数据的观点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事实上，这些都与资本利用非物质劳动的特性，在非物质劳动领域继续榨取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吸纳活劳动这一逻辑相一致。

　　所以，随着资本逐渐将吸纳活劳动的目光转向非物质劳动领域，人们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空余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转化为人们的自由时间，而是转化为非物质领域中的劳动时间。这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家们试图通过对外贸易来对抗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内在逻辑是相一致的，只不过这一次，可供吸纳的活劳动不仅来自他国，而且主要来自一系列新创造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因此，总的来说，劳动价值论不仅可以被用来分析非物质劳动，而且通过以劳动价值论分析非物质劳动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之所以没有转化为人们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如凯恩斯所设想的每周工作15小时的愿景之所以没有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中拓展吸纳活劳动的新形式有关。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