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劳动概念常被理解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基石。这就是说，人们一方面将劳动视为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一般基础，另一方面把劳动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点。就前一方面来说，劳动被赋予一种本体论地位，如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就具有了劳动本体论的面相；而就后一方面来说，劳动不仅被视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事实判断的根据，更被当作马克思对这种社会所做的各种价值判断的前提。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又是统一的：正是由于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默认为劳动本体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才被赋予劳动这一理论支点；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为以劳动为支点的批判，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似乎才具有了一种典型范例。
重建历史性维度的努力
这一理论立场受到了已故美国左翼思想家普舒同的挑战。普舒同在生前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中提出的著名观点是，“在马克思成熟期的批判中，劳动创造了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财富的来源，这一观念并非意指社会一般，而仅仅意指资本主义社会，或曰现代社会”。这一观点的独特性在于：在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社会一般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不仅意味着，“劳动”不再被视为“一切”社会的基础，而只是被视为特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更意味着，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也不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一般劳动，而是“资本主义劳动”。普舒同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劳动之所以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具有基础性，乃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具有独特的“对象性”特征（即这种劳动能够通过将自身对象化为产品而直接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建立商品间的价值关系）。在普舒同看来，资本主义劳动的这种“对象性”特征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提供了建构基础，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具有客观性和“非社会性”意义上的“抽象”特征，而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受到的统治主要是社会结构的抽象统治。如果从这种立场来看，说“劳动本身”是“社会一般”的基础，显然就是在表达一个大而无当的判断，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这二者之间的“一般中介”；而只有在具有特定特征的“资本主义劳动”与具有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我们才能真切地找到这种中介即劳动的“对象性”。
普舒同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的劳动问题的这种理解，从根本上说，体现了在马克思劳动问题上重建历史性维度的努力。普舒同关于劳动一般（或“超历史的劳动”）和资本主义劳动的区分，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内在关联的强调，对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界来说，不仅重要，而且及时。说其重要，是由于在当代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中，“劳动”似乎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某种“天然”的本体论地位，并不断被各种看似具体实则往往被抽象对待的概念（如“实践”“感性”“生活”等）所缠绕，从而越来越多地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以至于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特征，即历史性在这一领域似乎不复存在；而如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性维度不能恢复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野和基本方法就有被形而上学化的危险，从而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也将变得模糊。说其及时，则是由于，在科技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基本形态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像马克思那样历史性地把握当代现实运动的客观性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在要求，而在此背景下，直面当代劳动的特殊性、以对于当代劳动的历史性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为基础重新理解劳动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理论任务，已愈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普舒同对“抽象劳动”理解的问题
不过，提出问题是一回事，如何解决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尽管普舒同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性问题，却并未令人信服地阐明这一问题。
普舒同关于资本主义劳动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的认识，是以他对于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理解为基础的，而问题恰恰在于，他关于“抽象劳动”的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尽管普舒同凸显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思想即对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的重要性，并富有洞见地揭示了“抽象劳动”概念所蕴含的资本主义前提，但当他将抽象劳动的含义理解为“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功能”的时候，就体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偏差：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或确切地说，“抽象的人类劳动”）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具体劳动的等同化，而不是普舒同所强调的劳动的中介性质。
具体说来，马克思提出抽象劳动的基本语境，是彼此间具有质的差异的各种具体劳动过程的产品的可交换性问题，在此马克思所着意的，是为坚持劳动与价值之间内在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探寻其潜在形式前提。如果按照后者的理论，劳动真的和价值（即商品的可交换性）之间有一种内在相关性，那么使得二者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的直接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试图通过“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一概念回答这一问题：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被作为可以进行量的大小的比较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对待，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等同化。但问题是，具体劳动伴随着人类历史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而抽象劳动则是商品必然具有可交换性的历史性前提，因而抽象劳动不可能是具体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而必定是某种与资本主义时代内在相关的力量造就了抽象劳动的存在。普舒同认可抽象劳动的历史性，也即抽象劳动与资本主义时代本身的联系，却将抽象劳动视为具体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中介性，这就无法清晰地说明抽象劳动的内涵与性质。事实上，如果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特殊叙述方式来看，正如“抽象劳动”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劳动价值论的直接前提（劳动何以可能作为商品可交换性的公度基础）那样，抽象劳动本身的前提也要在后文关于“价值形式”的讨论中予以追问：使得生产商品A的劳动与生产商品B的劳动能够被等同化处理，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家可以直接对个别商品的价值展开分析的前提，并不是这些商品各自具有的不同自然属性，而在于一个整全性的“商品世界”的存在（而这一整全性“商品世界”的形式前提则需另加揭示）。在此意义上，所谓“抽象劳动”，其实并不是一种“劳动形式”，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在各种具体劳动过程之间所产生的等同化效果，这种效果无法由具体劳动过程自身决定，毋宁说是一种“社会效果”。
这样，“抽象劳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形式分析进程的一个重要路标，而不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的最终结论。通过这一路标，马克思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向设定为对于使得不同劳动被等同化处理，从而使得政治经济学家可以按照“劳动价值论”的方式在劳动与价值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这样，普舒同对于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理解，就不仅搞错了这一概念的内涵（错以“劳动的中介性质”取代了“劳动的等同化”），从而无法解释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一样具有具体劳动维度的资本主义劳动，何以可能直接具有与商品价值相关的中介性，而且混淆了这一概念所指引的分析方向（以对于独立于人的抽象关系对人的统治的揭示取代了马克思关于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物的共谋关系的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及其自否性的揭示），从而否认工人所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无视这种理解在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所造成的不自洽。
重新理解劳动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舒同对抽象劳动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偏差，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主义”理解有关。这种基础主义在普舒同那里表现为：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奠基于个别性之上；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寻找同质性基础。普舒同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由异质性个别过程组成的整体，而这一整体本身具有超越诸个别过程的整体性，因此在理解这种整体性时，他很自然地在各种异质性个别过程中寻找整体性的基础，而又因为他将这种“基础”理解为一定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具有相同性质才能成为建构后者的“中介”，最终将他所理解的“抽象劳动”视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普舒同那里，“抽象劳动”是每一种特殊劳动都具备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基本性质又是“普遍的”，也就是“抽象于所有的物质特殊性以及所有的公开社会特性”，因此抽象劳动就被普舒同视为“一个均质的、普遍的社会中介的个体化环节”，并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构力量。
但事实上，普舒同的这种“基础主义”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并不成立。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先行存在，是使得劳动能够表现为具有基础作用的基本前提，而不是相反。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尽管像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并且产生出这种分离。” 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基本态度：马克思拒绝将“劳动”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支点，而是将“劳动的基础地位”视为资本主义时代所具有的“外观”。毋宁说，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所着眼于的，乃是通过对于这种“外观”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或生产方式的客观性维度。
具体说来，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是否“建构”价值（或以此为前提“建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在于劳动为何“表现”为价值。在劳动与价值之间直接建立起因果联系，或者说，将价值理解为劳动“建构”的结果，所体现的恰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立场。马克思并没有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或者说，他并没有对劳动究竟是否是价值的“实体”进行简单的“是”或“否”的判断。毋宁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而言乃是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现实运动的客观性维度的理论中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形式规定（劳动“必然”表现为价值）的历史性前提的追问，揭示了“普遍交换”这一“形式前提”，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交换领域的基本现身方式。
这样，可以看到，普舒同固然试图通过确定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的具体形式而摆脱对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超历史”理解，但他误将作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当作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立场，从而未对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足够清晰的反思。而当代社会生活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则是，像马克思那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直面生活本身的变迁，不以某种给定的或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进行理论把握的前提。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