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立足资本主义社会都市化进程展开的空间批判已经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伴随研究的深入，部分问题仍有待厘清，特别是都市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责列斐伏尔建立在日常生活批判基础上的空间生产理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其尝试从城市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向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经由日常生活批判将人们对主体生存状态的考量重新置入人道主义语境，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取向相背离的。但另一位美国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和城市理论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则认为，恰因这种理论的“激进反向”（provocative inversion）实现的从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到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的转变，才使列斐伏尔得以对都市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渐兴背景下，认清都市马克思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明确两种语境下的空间批判在概念解析、批判范式以及实践路径上的差异，将为我们借助马克思的文本继续推进空间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城市概念界定上的差异

　　都市马克思主义缘起于现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现实的差距决定了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认识必然存在差异，集中反映在二人对“城市”的理解上。

　　第一，列斐伏尔所指认的城市是现代都市（urbain），他将历史划分为农业、工业和都市三个时代，城邑（ville）在农业和工业时代已经存在，都市则是都市时代的独特产物，包含了“构成性中心、作为集合的场所的空间和建筑物”等新内容。相较之下，马克思的空间认识以欧洲大工业城市为现实基础，尽管它经由工人革命运动已然展现出反城邑倾向，但仍被误解为阶级矛盾的集合体，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化表征，因而在性质和样态上与城邑更加近似。

　　第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空间是商品化的空间，商品的普遍化、土地的商品化以及依赖空间储存的地下储藏、淡水、纯净空气和光照等要素成为“新的稀有物”，并且均被视为空间商品化的现实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空间则是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场域，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并非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三，马克思倾向于对城市做集中化、集约化的解读，将生产集中与资本积聚视为大工业城市产生的前提，将无产阶级的空间集聚视为开展联合行动的前提条件。列斐伏尔则倾向于对空间做碎片化、分异化的解读，不仅明确了空间的商品性与工具性，还将空间与权力问题联系起来，这种空间概念的解构在动摇时间与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为空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的逻辑联结开辟了道路。

　　空间批判范式的差异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空间发展同市民社会发展相适应，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空间构建的根本依据，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同城乡关系的变迁具有紧密关联。对此，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总结道：“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相较之下，都市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缺场”为预设，在西方学者眼中，历史唯物主义不再适用于资本主义新状况，需要建构新的认知图景以激发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活力。为此，列斐伏尔与卡斯特选择了城市社会学进路，哈维与苏贾则选择了人文地理学进路。列斐伏尔做出空间是纯粹形式、社会产品、工具性媒介以及商品总和的四重假设，将都市理解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尝试建构以商品化空间为基础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以“提高与转换”《资本论》中马克思所提供的批判范式。卡斯特则是将结构主义引入城市研究，将城市理解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哈维认为，以资本流通的时间延迟和空间扩张为内容的“时空修复”方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的新策略，因此主张将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空间要素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经由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同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结合。苏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他并不认同哈维将地理要素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而是将空间视为内嵌于历史唯物主义却又亟待解蔽的范畴。

　　在方法论上，西方学者认为辩证法带有“时间偏好”之嫌，纷纷尝试对其加以扩容改造。列斐伏尔通过“三位一体”（conceptual triad）的方式诠释空间，将空间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的辩证统一，以此打破传统辩证法指导下空间认识与诠释的二元对立模式。哈维则在采纳辩证法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将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化以及资本主义非正义联系起来。苏贾尝试将人类生活描绘成社会—时间—空间（so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的三维图景，以此建构共时性与交互性并举的社会—历史—空间三元辩证法。他指出，三元辩证法能够证明地理因素在正义问题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地位，以往的正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地理不平衡发展，无论其原因为何，都是形成与固化个人和社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与空间非正义的重要原因”。

　　空间实践路径的差异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缺陷的现实表达，它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束缚。终结人在空间中的异化状态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实现，而无产阶级是这一过程的主体。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认识是实践基础上的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相较之下，都市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于批判，无产阶级不再被视为社会历史的主体，阶级革命也不再被理解为扬弃空间异化的有效方式。

　　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条件，反抗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与安置就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最优途径。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非正义，哈维选择诉诸辩证乌托邦理想而非共产主义。他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乌托邦是失去批判功能的退步乌托邦，鉴于共产主义遭到质疑，需要选择一种替代性方案——辩证乌托邦来实现对退步乌托邦的抵制。辩证乌托邦不仅需要“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还需要“反叛的建筑师”发挥其主体作用。

　　哈维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蹩脚的建筑师”的比喻，认为劳动过程既包含人的自然力的发挥，更包含了“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以此说明反叛的建筑师所肩负的“自由想象”职责，主张通过反叛的建筑师发起的“反叛政治实践”抵御资本逻辑对主体自由的压制。此时，辩证乌托邦已经替代共产主义成为空间问题的解决方案，反叛的建筑师则取代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

　　总之，都市马克思主义未能给出切实可行的空间行动策略，也没有将生产方式变革视为空间解放的必由之路，因而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的批判始终未能深入至所有制层面。这种选择虽然同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相适应，却也注定了其同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空间认识存在差异。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两种语境下空间批判在概念解析、批判范式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的上述差异，才使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呈现出交互融合、互为观照、开放多元的理论景观，进一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