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鲧、禹筑城以防洪的记载。如《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曰：“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固国”；又《通志》载：“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刃之城”；另《太平寰宇记》卷一封丘县“期城”条引称“夏禹理水时所筑”，雍丘县“肥阳城”条引称“禹治洪水时，在肥泽之阳所筑”。过去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记载是为传说，不可凭信，抑或认为筑城的目的主要在于军事防御。然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鲧、禹所在的龙山时期的确存在以筑城的方式来防御洪水的现象。

　　水是人类生存之本，古代先民往往会选择离水源较近的地方定居。正如《管子·乘马》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里的“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说的是古人的居址虽然要近水源，但亦不能离水源太近，稍微间隔一段距离的话，即便不采取任何手段，也可实现防洪的目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简单的方式只能防御规模不算太大的洪水，对于那些来势凶猛的大型洪涝灾害而言，只凭借这种方式是远远不够的。

　　自然环境科学研究成果显示，距今大约8500—3000年间，我国气候处于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大暖期整体气候和现代相比更为温暖，但也存在多次气候波动与剧烈降温事件。尤其是距今5000年以来，气候变化特别频繁，导致洪水灾害异常多发。与之相应，我国的中原、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太湖等地区确实都有洪水发生的记录。《尚书·尧典》《孟子·滕文公上》《诗经·商颂·长发》《淮南子·本经训》《山海经·海内经》《史记·夏本纪》等诸多文献中，均有尧、舜、禹时期洪水的记载，可见这场洪水在当时的影响颇为深刻。

　　在巨大的洪水危机面前，古代先民自发地联合起来，通过夯筑城墙、开挖壕沟的方式来修造城址，以此抵御洪水的侵袭。以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为例。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公里处的刘寨镇新砦村，遗址南部有双洎河自西而东流过。为防止洪水侵袭聚落，新砦先民结合遗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在遗址北部、东部、西部开挖三重壕沟，并连通南部的双洎河故河道、自然冲沟共同形成防洪体系。这样一来，不仅能将洪水从高处导向低处，最后导入东南部的双洎河故河道和自然冲沟内，还可防范古河道泛滥时可能产生的洪水倒灌风险。同时，新砦先民还使用斜形堆筑的夯土遗存对壕沟内壁进行加固，以防止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发生坍塌。新砦遗址的防洪体系遵循水流规律，可以说是十分科学的。

　　西金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金城乡西金城村。研究显示，该城址平面呈不甚规则的圆角方形，可使其在洪水侵袭时减少冲击力度，达到稳固墙体的目的。另外，西金城城墙是由外向内斜形堆筑而成的，可增加城墙的收分角度，抵御洪水对城墙墙角的冲刷。同时，在城墙外侧还发现有两条壕沟，其中南墙外侧壕沟的沟壁较直，很可能是人工修整的排水沟。这两条壕沟在城址东南角外侧汇合，形成较大的积水洼地，之后继续向南引流，离开遗址范围，起到了排水的作用。上述诸多防洪元素说明，西金城先民在规划、设计、修筑城址时，充分考虑到了城址的防洪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离西金城遗址仅10公里的焦作市温县徐堡城址的古城墙也发现有被洪水冲毁的现象。这不禁让我们猜测，当时焦作一带很可能发生过一次区域性的洪水事件，导致多个遗址都受到影响，给当时的人们生活带来严重威胁。研究显示，温县徐堡城址的西城墙是由主干夯土城墙与内外两侧护坡组合而成。这种“主墙+内外护坡”结构的城墙稳固性很强，有利于城邑防御洪水，缺点是不利于军事防御。

　　除上述三座城址外，中原地区的郾城郝家台遗址的环壕、城墙等设施的修建和城内聚落发展过程，也应该与当时的水患直接相关。再如，登封王城岗城址与洪水有着密切的联系，辉县孟庄城址毁于洪水，新密古城寨城址的西墙被溱水冲毁，平顶山蒲城店城址的北墙被湛河冲毁。同时，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城址在房屋建筑和墓葬等方面，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等级差别，出土遗物也以生活日用品和基本生产工具为主，城内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低，政治及军事功能普遍较弱。

　　由此可见，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修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洪水，这与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鲧、禹筑城以防洪水的传说是相契合的。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通过修筑城墙、开挖壕沟来防洪的方式，同时能够起到保护城内居民人身安全的效果，这从后世诸如临海台州府城墙的修建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时至今日，鲧、禹筑城以防洪水的传说对于我们现代防洪体系的科学建构，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中的诸多科学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借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