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是马克思思想区别于以往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之处，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体现。然而，历来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如果说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将“实践”视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还秉承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诸多规定性，那么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哲学理论则因漠视人的主体性而无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哲学特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一种与人无涉的、僵化的教条式说教。为了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基础问题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哲学的重视与探讨，或可构成理解、阐释与运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个探索方向。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底色

　　1963年至1973年，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为平台，与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戈德曼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对话。而后来成为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中坚力量的学者们早期则师从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哲学、彰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批判维度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理论共识。两者都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为基础，对现存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展开批判。然而，二者又存在根本性差异。在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倾向于思考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超越现有政治与民主结构，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与民主的途径。这种不触动现有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成为某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实践哲学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更是一种变革社会的现实态度。

　　从理论立场来看，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从“需要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出发，提出了“激进需要”理论，并指出现存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对需要的专政”。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时，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形式民主既有不完全性和有限性，又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因此，未来社会应该是在充分汲取形式民主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激进民主”的方式对现存资本主义与现存社会主义的超越。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沙夫在著作《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中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沙夫则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这一观点。基于这种观点，沙夫在专著《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指出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存在着某种危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西克则强调，构成具体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它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人类实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

　　从现实维度来看，从“苏南冲突”到“布拉格之春”，尽管这些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不尽相同，但这些事件所表征的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进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登场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非一种书斋式的理论求索，而是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强调与构想，成为铁托、哥穆尔卡、纳吉和杜布切克等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支撑。这正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理论框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最为全面与深刻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事实上，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实践、异化、革命与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理解与阐释，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实践哲学的较为全面的理论画卷。实践派哲学家对实践哲学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与“实践”概念相关的，对人的本质、异化和革命问题的探讨。

　　在“实践”概念的内涵上，实践派哲学家们的具体表述多种多样，例如，格尔里奇将实践视为“真正变革世界的活动”；马尔科维奇强调实践是一个具有价值维度的规范性概念；彼得洛维奇和弗兰尼茨基则强调实践是人之存在的根本方式；等等。虽然这些定义的切入点不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希腊语“praxis”的基础上来理解实践，而不是将实践理解为英语中的“practice”。这表明，他们不再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实践视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而是从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的高度理解和阐释实践概念。马尔科维奇明确指出，与价值中立的劳动概念相比，实践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维度的规范性概念；与现实中的异化劳动概念相比，实践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活动。

　　基于对“实践”概念内涵的上述界定，实践派进一步建构了包括人的本质、异化理论与革命思想在内的完整的实践哲学理论框架。实践派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与本体论结构。由于实践包含了人之存在的所有方面，是人的各种活动和各个方面的统一，因此人的本质既包含创造性、目的性和社会性，也包含批判性、历史性和开放性。马尔科维奇将“人的本质”大致分为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两类，即以建设性、肯定性、积极性为特征的规范的“人的本质”，和以破坏性、否定性、消极性为特征的描述的“人的本质”，并强调二者在实际生活中的辩证统一性。在思考异化问题时，实践派从人的本质活动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们认为，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实践，在扬弃人的自然性的同时，也创造出束缚人的否定力量。因此，异化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异化现象与异化结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之物。而且，由于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因此，人类能够克服的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具体的异化现象与异化结构，却无法在终极意义上消灭所有异化形式。

　　异化的这种永恒性需要实践派对革命范畴重新作出界定。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并非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更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因此，在实践派这里，革命不再仅是政治范畴，更是哲学范畴。彼得洛维奇就曾明确强调，不能将革命简单理解为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也不能将革命单纯地视为社会结构的变革。他强调革命不仅仅是要变革人的存在方式，而且它就是人之存在本身。这里，他把革命这一概念提升为一个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概念，认为革命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形式，从而将革命活动由一种人的对象化活动内化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