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在理论发展上继续挖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尤其是不断推进其“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发展，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来展开新的批判。聚焦近五年的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其理论论域主要从“人类纪”“生态辩证法”“物种主义”“生态价值形式”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人类纪（Anthropocene）的确定与生态革命。人类纪的概念最早在2000年由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和尤金·施特默（Eugene F. Stoermer）在《人类世》一文中提出。他们认为地球已经继全新世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纪。其指的是人类活动作为一种日益增强的地质营力，令地球系统产生了质的变化，改变了地球演化的原有速率，从而使地球历史进入新的地质时代。2016年8月29日，人类纪工作组向国际地质大会正式做出报告，确定了“人类纪”在地质史上的真实存在。关于人类纪的开始年代，工作组成员们曾在2015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基本确定为1945年。自此，如何理解和回应人类纪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讨论域。面对资本主义与其意识形态统治共同造成的行星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强调人类纪的生态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气候与资本主义》编辑伊恩·安格斯（Ian Angus）非常赞同把20世纪中叶作为人类纪的起始时间，因为它涉及全球灾难的迅速暴发和垄断资本的出现。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观点与此接近，并且他认为人类纪的这一开始时间与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时间大体一致。人类纪最明显的地层痕迹就是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元素沉淀物，而现代环境运动便起源于二战后由科学家领导的反对地面核试验的抗议活动。福斯特接着指出人类纪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系统的形成过程和破坏作用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人类纪也意味着“人为的断裂”产生了，这种断裂危机正警告我们地球正处于系统危机和人类文明危机中。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要想拯救人类自己，就必须创造一种不同的社会经济逻辑，即进行一场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这里，福斯特专门采用了“资本主义大更年期”一词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在新型危机下的社会变革转型。

　　第二，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深入到生态辩证法。为了实现人类纪时代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转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包括在辩证法上回应了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批判。福斯特和美国学者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概括为“自然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在劳动与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阐述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下的新陈代谢断裂。同样深入研究的还有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也是MEGAⅡ的编辑），他在细致研究马克思1868年以后的生态学笔记基础上，发现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批判包含众多领域，如土地、森林、畜牧业、气候变化，甚至动物物种。

　　在此基础上，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得到了拓展，不仅指外部自然，而且也包括对物质生命的掠夺。因此，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解和批判当今存在的各种生态问题，如气候变化、陆地海洋生态断裂、人类自身微生物群的生态系统破坏、农业、渔业、生物多样性、人类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等。

　　随着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拓展以及批评者对其理论的攻击和误解，福斯特等人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讨论深化到了辩证法的层次。他指出正确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一元论或二元论来分析，这只会导致走向“单一新陈代谢”概念。无论是抽象的一元论，还是粗糙的二元论都不符合辩证法，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坚持自然辩证法，超越一元论和二元论，形成生态辩证法，以达到新陈代谢修复的可能。

　　第三，关于物种主义的争论。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理论阐释中，“物种主义”问题引起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激烈争论，即马克思关于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英国学者特德·本顿（Ted Benton）为代表，主张早期马克思是物种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物种主义。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完全是二元论，即强调人与动物的对立。这一观点遭到了福斯特等人的批判后，本顿回应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他的原意。他并不是说马克思因此对动物的痛苦漠不关心或者贬低动物，他只是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关系中工人基本物质需要的否定，工人降低为动物或工具，而同样陷入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动物遭受的扭曲和剥削并没有在这个概念里得到批判。

　　另一派则以福斯特、克拉克和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斯泰西（Christian Stache）为代表。福斯特和克拉克主要认为马克思既不是物种主义，也没有用工具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动物。相反马克思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辩证关系，并且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物种主义，即批判动物剥削和增加动物痛苦，批判动物商品化中将动物降低为机器一样的存在。斯泰西虽然承认本顿想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动物解放倡导者之间的和解，但其结果却相反。在详细分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斯泰西批评了本顿的二元论，指出在人与动物关系上，马克思首先承认人与动物在自然方面的共同性，进而，人与动物的差异性则体现在社会历史实践中。

　　第四，对生态价值形式的分析。随着全球资本生产链和金融资本垄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提出了生态价值形式分析，也就是重视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的辩证关系。其目的是回应一些理论家误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抛弃自然，批判环境思想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构，尤其是批判他们的动物、生理或能量的价值论。

　　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瑞（Michael ）（又译米夏埃尔·洛维）非常赞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方法论意义，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于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马修·休伯（Matthew T. Huber）则直接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主要指出价值论并不是指所有的价值观，价值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但同样它也是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福斯特和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则重点批判了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的代表著作《生命之网中的资本主义：生态与资本积累》。他们批判摩尔的“新价值定律”是“膨胀”的价值观，并指出类似摩尔等人对马克思的指控都犯了一个跨历史的错误。价值实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后才出现。价值也不是一切，而是区别于使用价值。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时，必须正确地理解商品经济中固有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抽象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这种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的对立，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生态矛盾。日本学者斋藤幸平同样不赞同摩尔对马克思的解读，甚至认为摩尔断章取义地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文。摩尔不仅遗漏了很重要的形态规定（劳动形态的特殊性），而且陷入了一元论，忽视自然—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最终没能使生态学和价值论结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域挖掘和深化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回应了对马克思的误解和攻击。但是其自身理论仍然存在局限性：其一，理论探讨的抽象性忽略了生态革命中的具体特殊性，因而无法提出可行的生态革命方案；其二，理论与生态运动实践相脱节，或者说，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反观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利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充分践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贡献出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