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身份与等级秩序的构建，主要依循爵级与官品两条各有侧重又互有交错的线索展开。除蒙古王公与短暂存在的汉藩王外，异姓封爵大致可分为以公、侯、伯、子、男为序列的世爵与以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为序列的世职。世爵世职体系发轫于关外时期，从发展历程来看，不仅世爵世职的名称、等第递有更易，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爵位最重要的功能是酬庸，但在官品确立以前，还具有身份分等的作用。入关后，爵、品分途，爵级也被部分纳入官品的序列中。这一过程既体现出世爵世职体系的变迁，更反映出八旗权力结构与身份等级的官僚化。
构成与演进
天命五年（1620），清太祖始“论功叙爵”，采用明代武官名号，建立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级爵位体系，每级均分三等，共十五等。从档案来看，爵级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新的变化。其一，游击之下衍生出守备、都司，备御之下形成半分备御，成为最低级的爵位。其二，爵级系逐阶晋升，备御则是计算阶位的基本单位。参将、游击属两备御阶位，副将属三备御阶位，总兵官即四备御阶位。论功加“一备御”，即可晋升高阶位中等级最低的爵位，如备御加一备御即升为三等游击，参将加一备御即晋升三等副将。其三，总兵官属四备御，如再加备御，已无高阶可升，故有“五备御总兵官”。
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改革爵制：一方面厘定爵名，改五备御总兵为一等公，改总兵官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游击合并改为甲喇章京，备御改为牛录章京。另一方面重定爵级，天命、天聪之际分化出的爵级，如五备御总兵得到承认并著为定制，但如守备、都司则被废除；参将、游击合为一级，前者对应一、二等甲喇章京，后者统为三等甲喇章京。公至甲喇章京均分三等，天聪爵制事实上构筑出五级十三等的爵级结构。
清入关后，整合明代的勋臣封爵制度，对爵位体系进行了系统革新。就爵名而言，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改昂邦章京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为阿思哈尼哈番、甲喇章京为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为拜他喇布勒哈番，由半个备御演化来的半个牛录章京改为拖沙喇哈番。就爵级而言，最显著的变化是侯、伯的出现。较早降清的唐通等本系明廷所封的侯爵，清廷亦予承认。约自顺治四年开始，清廷亦逐渐晋封旗人为侯、伯。公至阿达哈哈番均各分三等，形成了八级二十等的爵位体系。乾隆元年（1736），改称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为男爵，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乾隆十六年，在云骑尉之下另设恩骑尉，以安置承袭次数已满者，世爵世职体系终告定型。
关外时代世爵的性质
在传统时代成熟的政治体制中，官与爵的性质、作用均有明确划分。但在关外时期，官与爵的界线并不分明。乾隆本《高皇帝实录》记天命八年清太祖称总兵至备御系“世爵之臣”，较早成书的《武皇帝实录》作“凡有官职者”。而天命五年“叙爵”之“爵”，在《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中表述为“武官”（coohai hafan），反映出早期世爵在官、爵之间的模糊属性。
在制度层面，依然可以举出若干例证。首先是名称。天命爵制全用明代武官官号。天聪爵制爵名与八旗系统内的官名多有重合，如牛录章京、甲喇章京及梅勒章京。而天聪八年厘定爵名的谕旨已将爵号认定为“官名”，同谕还规定了拨什库等牛录内官职的命名，就此而言，爵级与官职并无区别。天聪九年，张存仁建议“分别大小文官等级，其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委以文馆，则名为阁老、翰林”，同样是将爵名等同于官名。其次，爵位多系终身，但关外时代多有年老退职的情况。最后，爵位有位无事，官职兼有职事。天聪年间宁完我曾为“署理副将”，正因“位”与“事”之间产生了相对固定的关联，方有代理职事的必要。
如以入关后的标准视之，关外时代的世爵世职非爵非官，但又兼具爵与官的部分属性，亦爵亦官，学界称之为武爵或武官，各得其宜。但是，争论早期爵制究竟是爵位还是官位，某种程度上是以成熟的制度概念反推追论，因此需要跳出非官即爵的二元观念，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考察早期爵制的制度意义。
八旗体制下的身份秩序
清代官僚体制中身份等级的划定，品级是相对较为重要的衡量因素，职权、礼遇等很大程度上均视品级而定。即使是世爵世职，在清前中期也逐渐与品级挂钩，被纳入以品级为主导的升转规则之中，成为任官资格之一。但关外时代并非如此，社会结构与政权性质均与入关后迥异，身份秩序的构建因之有所不同。
早期爵制形成后，其最直接的作用便是划分身份等级，这主要体现于四方面。其一是礼仪，如天命六年议定服制，总兵官、副将可用麒麟补服，参将、游击可用狮子补服。其二是职权。天命七年规定刑名案件需由备御初审，转交参将、游击审理，再由都堂、总兵官审理后，小事禀告贝勒裁断，大事奏闻于上。其三是分配。俘虏与战利品大致均按照爵级，在各固山内进行分配，各有等差。其四是经济特权。按照天聪年间的规定，备御可免八丁的应输官粮，但徭役或其他杂差则不可优免。
就此而论，关外时代的爵位部分承担了品级序列的作用，同样体现出其亦官亦爵的性质。那么应如何理解爵级与品级的关系？崇德二年（1637）七月，遣大学士范文程赴科尔沁册封，赐“一等大臣品级”。但此与中原王朝的品级制度并不一致。“品”满文为jergi，既指官品，亦指等级，关外时代应以后者为重。乾隆本《太宗实录》记崇德元年“定内外亲王、郡王、贝勒等仪仗，仍照品级分赐银两令其制造”，覆按《满文老档》，受赏者仅有诸王贝勒，宗室封爵不以品级论，所谓“品级”是等级而非品级。
维系这一等级秩序的不是品级阶序，而是爵级，其证有三。首先，职位与爵级对应关系的确立。太祖时期固山额真级别者一般授予总兵官。崇德三年八月，礼部议定顶戴样式，公爵与辅国公同，昂邦章京与承政同，梅勒章京与固山额真同，甲喇章京与奉国将军同。六月编立土默特固山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章京序次俱加世袭之职”，可知昂邦章京与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与其同名之旗官均已形成对等关系。其次，崇德年间官员考满晋升爵级，说明爵级在考课体系中具有衡量等级之用。最后，顺治初期重要礼仪活动的参与资格，汉官不论文武皆以品级划定，满官则以爵级划定。如顺治二年祭天坛，汉文武官三品以上、满洲梅勒章京以上，均斋戒三日。此时满官品级阶序已经建立，但仍以爵级为分等标准，恐是延续关外的传统。
质言之，关外时期品级序列尚未完全建立，身份等级的划分当以爵级为据，与之相应的礼仪、分配以及经济特权皆以爵级为准。在八家均分、八家共治的领主分封制下，八旗是社会结构的主体，国家政务与八旗事务往往不存在清晰的界线，政治身份的构建与分等亦主要依托八旗来实现。关外未形成品级序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政治尚不成熟，无需在八旗的身份秩序之外另建新的分等标准。
清入关后，八旗与国家的关系由八旗供养国家变为国家供养八旗。与之相应，爵级无法继续作为身份分等的依据，满官的品级、俸禄制度在顺治初年陆续确立，八旗渐被纳入官僚政治的体系。爵级所承担的品级阶序作用已不复存在，关外时代世爵世职“非爵非官、亦爵亦官”的属性，入关后转变为酬庸性质的荣封，甚至反而被新的品级阶序所支配。爵级与品级的分离，反映出官僚政治的日益成熟以及八旗权力结构“官僚化”的历程，这也是思考清承明制乃至清代国家特性所不应忽略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太祖实录》满蒙汉文本对勘整理与研究”（22VJXG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