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以文学总集的典籍形态铸造先唐诗文的渊薮，以经典作品的辑录方式反映周秦至六朝文学创作的实绩、文学批评的尺度，以及审美风尚与阅读趣味等，是观察和衡量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及成就的重要标识。

　　《文选》“经典”地位的确立，一方面植根于所选诗文契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文选》的文献再生产、再创造，主要表现即以注本为基础的衍生性谱系化版本。《文选》作为近乎独一无二横跨抄本和刻本两个时代的文学总集，版本衍生的动力在于隋唐科试诗赋催生了《文选》注本的涌现，继而直接导致《文选》版本有别且日益纷繁，这是深化和拓展《文选》研究绕不过去的基本文献。可以说，版本体系是《文选》之所以为学的基本支撑。回顾现代学术视野下的百年《文选》研究史，最具学术积累和研究活力的领域之一恰恰是《文选》版本研究，且具备体系化的学理特征。

　　版本意识

　　梳理《文选》版本研究史，是理解和体认《文选》版本研究学术脉络及内在理路的基本路径。《文选》版本研究史应以李善注本为开端，理由是李善作注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异文现象，当然尚不能确定所指的作品异文出自别本《文选》还是其他典籍里的同篇作品。另外，李善注本明确引用作家别集，也可与《文选》相校读，这都意味着李善注本具备了版本意识。堪称版本研究史开端的第一篇文献，是唐末李匡乂《资暇集》关于抄写形态李善注《文选》各本差异的描述，印证注本是导致《文选》出现版本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些不同的注本均经“传写”进入流通领域，不同注本《文选》的正文之间会存在文字面貌的异同。

　　五代时期，《文选》进入刻本时代，标志是后蜀毋昭裔开刻的五臣注本《文选》。雕版印刷技术使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固定和规范，不再像抄本时代那样，由于传抄者的不同，而可能改变原始文本的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雕版印刷技术消弭了版本异文的存在和产生，相较于抄本时代应该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刻本时代的《文选》版本研究史，与《文选》的刊刻史是高度合流的，也就是说，雕版刊刻行为与《文选》的整理校订、版本鉴识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整理校订通过写样“物化”为雕版，再经印刷形成纸质文本；版本鉴识则主要表现为刻书序跋的撰写，在此类序跋里会交代雕印的缘起、过程等细节，还会对已存的各种版本有所评骘。

　　更为重要的是，整理校订过程中产生的基于不同版本异文的校勘学成果，虽是刊刻的“副产品”，在版本研究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文献标本意义。典型事例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主持刊刻的池阳郡斋本《文选》（以下简称“尤袤本”）。作为刻书序跋范畴的尤袤跋在体例上并不“新奇”，北宋时的秀州本即已出现成熟的刻书序跋（依据朝鲜活字本六家注《文选》）。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所附的《李善与五臣同异》（以下简称《同异》）中，袁说友跋称：“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可见是尤袤着眼于刊刻《文选》而进行校勘整理的文献学成果，形成《文选》版本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考异”范式。

　　这种范式在古籍刊刻史里也是开创性的，在乾嘉之前的刻书很少见到这种附有校勘记的体例，嘉庆年间胡克家的《文选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则直接继承该范式，而且在体例上后出转精。具体而言，尤袤《同异》仅参校一种所谓的“五臣本”，也未注明该五臣本的具体版本名目，在当时已经至少存在明州本、赣州本（此两种属李善与五臣注合刻）及钟家本和陈八郎本（此两种属五臣注单行）的《文选》。《考异》则不然，它扩大了校本的选择范围，校本的具体版本名目也予以详细注明，是一种校勘体例上的进步。

　　考异范式

　　《文选》的校订刊刻、刻书序跋及专门的校勘成果，是把握《文选》版本研究史的三把钥匙，但随着乾嘉汉学影响下清代版本学的发展和成熟，又出现了考证专篇的形式，它不附着也不拘泥于某一版本的《文选》，而是对所见《文选》各版本的综合讨论。以朱锡庚《李善注文选诸家刊本源流考》为典型，其实开现代《文选》版本学研究的先河。至此，《文选》版本研究史的古典特征大致赅备，也在向现代《文选》版本学研究范式转型与过渡。

　　进一步推动《文选》版本研究，这种考异范式仍具有重要的“抓手”作用。前人进行的《文选》考异，解决了《文选》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讹等各类问题，在求真征信上铸造了学术的丰碑，但也存在着版本利用有限的不足，这是时代使然。

　　当下，古籍整理编目、保存保护、影印出版及数字化等具备了弥补这些不足的条件，完全能够接续尤袤、胡克家的足迹，做出新的“考异”成果。该思路受傅增湘意见的启发，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写道：“余曾据李木斋藏宋本校，李本与胡刻底本非一时印，故刊工多不同，文字异处亦有出胡氏《考异》之外者。”意思是说，胡克家所据的宋本《文选》与李盛铎所藏者，虽然在版本上同属“尤袤本”，但印次有差异而属于不同的印本，各印本之间同样存在异文，而有些异文并未进入《考异》的范围，这就为《考异》的补正或扩大工作埋下了“伏笔”。事实上，现存“尤袤本”亦不止此两部，这就要求在版本调查的基础上集合存世“尤袤本”《文选》各部印本，开展《文选》“新考异”。此项工作必将产生《文选》学史上的又一种厚重的文献学成果，而且是以前人为基础的原创性成果。

　　正本清源

　　除刻本《文选》外，敦煌、吐鲁番等地出现的《文选》写本，使得抄本时代《文选》的不同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新的版本文献材料，也给《文选》版本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毋庸讳言，《文选》写本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校勘的取资方面，以此揭橥抄本与刻本《文选》的文字异同，这当然也是版本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他诸如抄刻转换的文本变异、写本《文选》的版本系统问题等，还需要有所关注，展开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的正本清源似乎一直被忽视，这些习焉不察而被视为抄自《文选》的写本，是否一定出自《文选》，还有待于甄辨。例如，江淹的《恨赋》残卷（英藏S.9504）也有可能抄自《江淹集》，或者其他的诗文总集，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唐初有江淹别集及其他六朝辑编总集的传本。换言之，写本《文选》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目前所见到的这些认定为抄自《文选》的写本，是否“果真”属于《文选》的一个版本。目前，界定的标准大致有三点：存在明确的“文选”题署、诗文的编次与《文选》相一致、抄写字体风格及行款等与已确定的《文选》写本具有一致性。

　　写本与刻（印）本两种书籍形态的《文选》，使得《文选》版本品种丰富，这在中国古代诗文总集里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综括从抄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现存《文选》版本，予以叙录或提要，以展现《文选》版本的总体面貌，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构建《文选》版本研究体系进而重塑《文选》学的基础性成果。

　　返本开新

　　《文选》是先唐诗文的渊薮，自宋代至明代，汉魏六朝别集的重编大多依赖于《文选》，此类宋代重编别集可能更具有版本文献价值。所以这里就引申出一个话题，即宋代重编别集似可视为《文选》的一个他校的文本，该文本不但可据以管窥别集重编成书的细节，还能够用以校理《文选》。例如，现存清影宋抄本《陆士衡文集》里的《演连珠》篇就保留着抄自《文选》的证据。另外，宋人所编总集如《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等，也存在转录《文选》的情况，同样亦可作为他校文本。因此，这类材料的校理有助于深入认识宋代的《文选》版本。

　　附带一提的是，《文选》版本的研究应避免琐碎化和机械化，在校理对象的选择上宜抱持取精用宏、抓主放次的原则。所谓取精用宏，即抓住《文选》的经典和重要版本，以此解决《文选》版本史上的关键学术问题。例如，明州本、赣州本都还需要细致的研究，前者关系着五臣注与李善注的合刻问题，后者关系着赣州本的底本来源问题（存在不见于宋代各本《文选》的注文）。所谓抓主放次，即在不经典、不重要的《文选》版本中，重点抓住通行本《文选》的研究。在胡克家刻本《文选》流行之前，《文选》的通行本是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该本子存在令人诟病之处，诸如校刻不精，掺杂五臣注文等，但它却是当时人人都读的本子，也留下了很多的名家批校，这就值得珍视。所以，版本研究要重点关注两个系列，一是版本时间靠前的重要版本，二是版本时间靠后但属于通行本的版本，这也是今后《文选》版本研究需要考虑的方面。

　　总体来讲，深化和拓展《文选》版本研究体系，应该努力使之呈现出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的特点，既要在基本的版本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再出汇聚性的成果，新考异、总括性的版本叙录都是重要的路径，也要以新的学术理路、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文选》版本研究对象。两者的策应与联动，相信会推动出现一个新的《文选》学研究局面，从而使这部中国文学经典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