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停滞论”在西方学术界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变迁而呈现不同的面貌。一些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持续等问题时，也未能将“连续”与“停滞”作明确区分。实际上，中国历史“停滞论”与“西方中心论”互为表里，为列强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如今中国历史“停滞论”依然潜藏于一些人的思想中，冲击、影响着我们的民族自信。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渊源流变

　　早在18世纪欧洲开始加强对外殖民扩张之时，就有关于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论述。18世纪70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24年，美国人爱默生的看法更为极端：“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象一丝不变地保持了三四千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判定：中国“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这意在为日本侵华战争寻求合法性根据，当时即遭到吕振羽、邓拓、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驳斥。在社会史论战中，托派如严灵峰、任曙等人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看作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原因，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外铄的”。其观点实质仍为“停滞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在理论模式上又有新的发展。美国学者柯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划分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三种模式。前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即为中国历史“停滞论”，均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而在西方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的“传统平衡”理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过密型增长”理论，强调中国逃不出停滞的“圈套”，只能停滞于传统社会而不可能近代化，只能等待西方的拯救。还有学者提出“超稳定结构”和“中国社会超强聚合机制”等，这些实质上均为“停滞论”的翻版。

　　长期延续不等于“停滞”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朝持续两千多年，相形之下欧洲封建社会不到1200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经济有过高度的繁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其科学技术、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均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迟迟未能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未能冲破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自周秦以来“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在中外历史会通的视野下，探寻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原因，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后涓涓不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前期。吕振羽、邓拓、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参与讨论。这些探讨基本上围绕中国封建制度本身，或分析经济结构和生产方法，或研究土地所有制度，论者殊途同归，分歧不大。

　　应该看到，“迟缓”不等于“停滞”，二者不可混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停滞论”持反对态度。吕振羽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静止’、‘退化’、‘复归’或‘循环’，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进。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年月，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孕育出的资本主义幼芽便必然早就会引导中国社会完成资本主义的革命和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的转化了。”邓拓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长期停滞’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绝不能说这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始终凝固不变。”

　　中国历史“停滞论”是与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同时出现的，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停滞论”隐含着两个基本假设：其一，西方文明之路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近代化模式是各国必须遵循的模式；其二，西方近代化源于其社会内部的动力系统，中国社会内部无法产生这一动力。依其逻辑，西方列强反成了“解放”深陷“停滞”困境的中国之“救世主”。

　　歪曲中国文明发展进程

　　揆诸中国历史实际，中国历史“停滞论”是不成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但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一个不断创新、连续进步的过程。与时俱进、自强不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和精神品格。在这种精神品格的涵养下，中华民族生发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阐发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哲理，孕育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的改革政论。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在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方面，贯穿着发展与进步的特性。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隋唐开创科举制、元代确立行省制度、明代废除宰相制度、清代实施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等，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都是守正、尊古基础上的创造和开拓。再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儒、道、释三家并行，再到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在在体现了绵延传承又不断开创新局的进取精神，岂可歪曲为“停滞”？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持续，其中偶有曲折和停顿，但总体来看决非停滞不前，而是呈螺旋式上升发展，中国迈向文明进步的步伐从未停滞。这也折射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的韧性与弹性。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其内在逻辑与节奏，有其自身运动的内在方向感，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始终保持创新的精神与创造的勇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化程度远超中世纪的欧洲。据统计，1830年中国GDP总量仍居世界首位，占29%，而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GDP仅占9.5%。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已然大量滋生，到清代前期事实上出现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

　　近年来，西方学界亦出现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反思和批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强烈反对东方社会发展“停滞论”。他指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从中国历史实际看，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坚固的经济特性，有着顽强的再生能力，这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终极原因。但还须看到，小农自然经济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带来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纵、横两种形式的发展，使之并非“超稳定”地一直停滞在一个水平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文明高于欧洲中世纪文明的根源。

　　时至今日，中国历史“停滞论”仍有市场。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几千年来的社会看成一个僵化、凝固的状态，甚至忽视民族民主革命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根本性改造。他们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机制为圭臬，完全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探索，在千回百转中走出了我们自己的新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色与根本属性，源于中国深厚的历史基础，有其内生的根本动力。渗透着“欧洲中心论”偏见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无疑是对历史的曲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