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于1931年11月正式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行之有效的革命动员是实现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两大核心任务的关键。相较口号宣传或理论阐释的动员方式，切实解决民众的社会难题，更有助于组织和发动群众，带领他们保卫并建设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所在的赣南闽西山区，卫生状况恶劣，人民身体健康普遍堪忧，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方面的卫生实践，初步解决了污秽和疾病问题，凝聚了人心，从而为巩固政权和取得数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改造白区医疗群体

　　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中，曾对国民党治下（白区）的医疗卫生体系有过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府榨取了工农大量的血汗，却不把一文用到工农身上……没有闲工夫给工人农民半点卫生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们的医院是不给工人农民开门的”，可见白区糟糕的卫生环境。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当时中央苏区的医疗状况是极为困难的，突出体现为医疗人才严重短缺。为了改善这个局面，中共中央一方面努力培养自己的红色卫生人才，另一方面也积极吸纳来自白区的医疗群体，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改造。他们的心路历程，便成为苏区最生动的革命动员典范。

　　1930年9月18日，《红旗日报》刊登过一则题为“一个（国民党）军医的来信”的文章，署名系一位毕业于同济医科的军医李国梁。他在离开校园后，进入到冯玉祥的麾下当军医，冯玉祥曾要求在他治下的所有公务人员必须做到廉洁刻苦，薪酬十分低廉，工作却异常忙碌，甚至连给父亲奔丧的机会都不给，后李国梁投奔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部队里，李国梁见到了更令他瞠目结舌的情况，对于重伤士兵，很多情况下不经治疗便直接活埋，而在国军的轻伤士兵中，竟然有一大部分是自己用刺刀戮成的，在伤口将要医好之前又偷着把伤口裂开，最后李国梁发誓不再医蒋介石的“活尸”，要去医治为苏维埃受伤的革命战士。

　　除了主动参加革命的卫生精英之外，对俘虏军医的成功改造也鼓舞着苏区军民。《红色中华》（1933年1月7日）报道了一位由白军蒋鼎文处俘虏而来的军医蔡汶的故事，他由最初的消极颓废，经过革命教育逐渐醒悟，不仅出任了第二医院外科主任兼药局主任，还主动要求减少津贴，积极购买公债以支持革命，受到了战争动员“红榜”的表彰。

　　全面推行苏区卫生防疫政策

　　中央苏区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全面推行，大约始于1932年春季，直接原因系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在对根据地发起战争期间，有预谋地将尸体丢弃或埋葬在农舍，以致脑膜炎、鼠疫、虎烈拉等多种流行疾疫同时暴发，给苏区民众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伤害。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群众生命至上的原则，立即在赣闽根据地推行卫生运动。从卫生防疫政策的内容来看，由于防疫经验的缺乏，早期的医疗措施以单纯应对疾疫为主，《红色中华》（1932年1月13日）社论《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抗疫措施，包括清理房屋、焚烧污秽、喷洒石灰、及时就医等。这篇由项英署名的文章更多是在向苏区群众阐释疾疫暴发的原因，以及号召人民加入卫生运动中来，抗疫手段相对较为简单，显然其动员意义要更为重大。

　　到了1932年秋季，红一方面军提交的第三次卫生会议议案已经就苏区的卫生工作有了较为合理的布局。该文件分作四个章节，分别阐述了普通卫生、防疫方法、卫生宣传和其他内容，特别是在普通卫生上，又进行了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以及医院卫生的细分，兼具合理性和实用性。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将卫生工作的成果传递给苏区民众，中革军委在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中特别指出：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讲演、戏剧等方式来进行群众的卫生运动，以期更好地达到防疫卫生动员精准到个人的目标。

　　安置慰问伤残士兵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战火的淬炼中得以诞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经历着战争的洗礼，安置伤残士兵长期以来都是苏区卫生工作的重点。一份落款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文件显示：“至1931年8月，闽西多地医院（伤兵）人数已达七百人以上，药品用费浩大，经济困难”，后方医院已成为苏区革命的“第二战场”。

　　事实上，苏区战地医疗面临的挑战，除了解决伤残士兵身体上的伤痛之外，关键在于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为此，中革军委特意成立了抚恤委员会（《红色中华》1932年1月27日），将红军伤兵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对受伤较轻的战士进行伤病治疗的同时，政治教育亦不松懈，以保证他们痊愈之后继续回到前方工作中去；其二，对已阵亡的战士家属提供长期优厚的待遇，以解身后之忧；其三，成立红军残废医院（《红星报》1932年2月19日），安置因战争而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的红军战士，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工作的机会，继续实现个人价值。

　　毛泽东同志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曾指出“对于敌军的宣传”其中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医治伤兵”。对于白军伤残俘虏，红军政治部要求除了保证医药之外，官长还要“送茶水、盖被窝和勤慰问”，故而不仅白军的战俘们受到感召而改弦易辙，更是动员了他们在白区的战友和亲属倾心革命，对彼时的革命动员事业影响可谓深远。

　　初步建立红军战地医疗体系

　　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为配合红军战地卫生实践，苏区医疗体系也不断发展与完善。首先，就伤兵的运输问题。各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动员并组织群众组成专业的担架队。这是因为此前一般都是在战争开始前临时找群众组成担架队，革命动员并不到位，对战地医疗实践影响较大。此后，红军军委又在1932年推行了后方兵站制度，即在苏区各个交通要道建立运输兵站，前线的担架队只需要将伤兵运至兵站，再由兵站根据实际情况分运到地方医院，从而大大缩短了担架队的运输距离，更好地保证了伤员的生命安全。

　　其次，就红色医院的粮食供应问题。水南区的卫生文件中也曾提道：“鼓动群众和家属一起帮助医院耕种粮食，并与优待红军一起办理”，以保证后方医疗系统的粮食安全。此外，红一方面军筹买粮食的办法通令中也为此特别指出：“红军的前后方及以医院要吃的米食，都要由政治部或后方主任或院长、政委打条子到龙冈战委粮食处分别采买，不得自由筹买。”

　　在卫生专业领域方面，苏区医疗系统的药品购买更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战地药物如奎宁、碘酒由中共中央在上海购置，经海路运输至汕头，再逆流而上抵达长汀中转药房，最后由多条秘密交通线护送至各个红色医院。当然，动员更多年轻的苏区民众进入看护学校进修，加入为红色卫生事业而奋斗的行列中来，也是当时苏区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

　　从1931年至1933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中央苏区的医疗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并朝着科学性、实用性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地区的卫生实践给当地民众带来的除了身心上的安全感之外，还有对革命前途的普遍认同。

　　（作者系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