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蓬勃发展的词曲艺术相比，宋人的乐府诗写作带有突出的拟古色彩。无论是取用汉魏六朝之旧题名，还是仿唐人自立新题的新乐府，宋人乐府诗基本属于徒诗化的写作。客观而言，宋代乐府诗的整体创作实绩无法与唐人相比，甚至以乐府名家的诗人数量也不多，但在宋代极重乐府礼乐建设，儒学道统持续推进、影响力日增的时代背景下，宋人的拟古乐府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寄托。
张载：“追正题意”的《古乐府》组诗
张载是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奠基人，崇奉《易》《礼》，讲学期间带头践行古礼。在音乐文艺观上，张载主张诗乐一理、乐与政通，尤对诗乐的“持性”育人功能特别重视，所著《正蒙·乐器篇》《经学理窟·礼乐篇》对此多有阐发。张载《古乐府》组诗九篇，均采用汉魏乐府题名，是其重振诗乐之道的心志寄托。在将这组诗寄示程颢、程颐时，诗人自叙写作缘由：“载近观汉魏而下有名正而意调卒卑者，尝革旧辞而追正题意，作乐府九篇，末篇《鞠歌行》。”何谓“名正而意调卒卑”？结合乐府诗在晋宋齐梁的发展情形，张载批评的正是汉魏以降，乐府转为文人抒情诗体后的新变风格。
汉魏乐府浑厚古朴，无事雕藻，晋宋则趋于绮丽，如陆机、鲍照的拟乐府文辞多铺排夸饰、音节跌宕。至齐梁沈约、谢朓等人抛弃汉魏乐府古辞内容，直接赋咏题名，文辞趋于清绮流美。当然，若就艺术方面看，晋宋齐梁文人的新方法并非不可取，但终究与汉魏古辞的本意、本色渐行渐远，这正是张载斥其为“调卑”的原因。张载不满后世乐府之变，曾直言：“后千余年乐府皆浅近，只是流连光景、闺门夫妇之意，无有及民忧、思大体者。”（《吕氏家塾读诗记》）鉴于此，张载慨然“革旧辞而追正题意”，作此组诗。
张载拟乐府“追正题意”，并非要求篇辞内容与题名一致，而是篇辞内容与汉魏古辞的辞旨相符合，即合于古辞之“意”。由于汉乐府的题名多为截取歌辞首句而来，并不完全概括内容，与内容关联不紧密。张载古乐府“追正题意”，要求篇辞内容与古辞一致，显然意在拨正晋宋齐梁甚至唐人乐府中虽用古题、不袭古意的做法。
如《鸡鸣》诗：“鸡鸣嘐嘐兮台怀忧，兄弟表里兮台心求。黄金门，白玉堂，置酒恺乐，荣华有光。桃伤李僵，尔如或忘。”简括汉乐府《鸡鸣篇》而来，略写原辞夸耀富贵场面，重点抽绎出篇末训诫兄弟的主题。对照汉乐府辞：“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可知张载非但仿拟汉乐府篇旨，还直接化用汉乐府的语词意象，刻意追求与汉古辞的“题”“意”双向一致化。
此组古乐府多用杂言、骚体，文辞拙朴古奥，一改汉魏乐府的五言流利体调。个别用语显然特意从先秦经典撷来，如《鸡鸣》首两句“台”字，义即人称代词“我”，见《尚书·汤誓篇》：“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但汉乐府中，“我”作为人称代词，使用极广。张载刻意替之以“台”，倒显晦涩。对此，朱熹是有些意见的，他说：“横渠只学古乐府，做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错”倒也未必，至少不合时宜。朱熹同为理学家，但对于诗歌写法，显然较张载更具法眼。
这种简括前代乐府旧辞的做法，在同时期其他诗人的拟古乐府中也有表现，思想却未若张载深刻。文同，字与可，北宋中期著名画家兼诗人。其文集《丹渊集》内有一卷“乐府杂咏”，多属拟汉魏六朝乐府旧题之作。文同没有关于“乐府杂咏”创作动机的说明，他所仿拟的作品辞旨内容似也未经严格筛选，思想并不统一，代表作《秦王卷衣》赋咏旧旨，文辞华丽，情思缱绻。在文同笔下，汉魏六朝乐府旧辞很大程度上仅是拟古诗学的资源，而张载《古乐府》具有深远的理想寄托，与他整体重继道统的使命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张载《短箫歌》“朝廷万年，继明重光”；《日重光》“日重光，天际翔，愿言贞明永瞻望”；《度关山》“度关山，循九州，省耕宽徭询明幽”；《对酒今朝》“对酒今朝，乐时明昌。物若人和，台忧弥忘”。其最后一篇《鞠歌行》再次申明创作意图，“述空文以见志兮，庶感通乎来古”，“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这种忧世思想，缘于张载对儒家道统、礼法精神遗坠不明的深切悲感。因此，“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宋史·乐志》）。其拟古乐府组诗，与他阐扬《诗经》的“解诗十三章”，均为“发古诗之微”的有意结撰。
诚然，若从诗歌艺术角度看，张载《古乐府》不见称道，但放眼张子一生对儒家礼乐精神及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其拟古乐府甚至刻意仿古的精神理应得到敬重。南宋理学家王鲁斋释《鞠歌行》曰：“此古乐府之名。张子叹道之不行，思欲著书以觉来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其言可称张子知音。
张耒和曹勋：“补乐府”的精神
乐府诗作为源出朝廷礼乐建制的歌辞文体，在魏晋以后虽经文人诗化，但与朝廷礼乐的关系并未中断。乐府机构负责朝廷礼乐的职能属性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文人乐歌写作的向心力。故自中唐元结、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至晚唐皮日休，均有“补乐歌”性质的乐府写作。承袭唐人补察时政、观采风谣的创作理念，北宋文人继续发扬为古今乐府“补亡”“补遗”的精神传统。
首先，补乐府之遗。张耒，字文潜，苏门四学士之一，于苏门文人中辞世较晚，对两宋之际文风递嬗颇有影响。与张舜民相似，张耒也是晚年倾心乐府诗，《宋史》本传谓其晚岁“乐府效张籍”。今《张右史文集》存“古乐府歌诗”三卷，是苏门文人中乐府诗存世最多之人。张耒于音乐无所长，不擅长制作倚声词，此与乃师苏轼及其他学士尤为不同，但其所制徒诗乐府规模数量为苏门之冠，当可补其不能制曲之遗憾。张耒始作乐府诗并非起于晚年，但人生后期历经磨难，世事体会愈加深刻，后期乐府诗无论古题还是自拟新题，多能结合个人经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江南曲》《寄衣曲》等篇，可见张耒效法张籍和王建乐府的一面，《光山谣》《输麦行》为纪实乐府之代表。《输麦行》为诗人晚年移居陈地所作，序曰：“余过宋，见仓前村民输麦，止车槐荫下，其乐洋洋也。晚复过之，则扶车半醉，相招归矣。感之，因作《输麦行》，以补乐府之遗云。”这是针对乐府之阙而补之，希望能为朝廷所采。该诗为纪实之作，但“农家乐”绝非北宋后期普遍现象，诗人“感之，以补乐府之遗”，只是希望这一难得的官民和谐的治世图景播入乐府，以劝励君臣，风化天下。
稍后，王洋作《和张文潜输麦行寄滁守魏彦成》与友人共勉，张耒弟子周紫芝亦效之作《输粟行》，均受张耒影响。周紫芝另有《五溪道中见群牛蔽野，问之容州来，感其道里之远，乃作短歌，以补乐府之阙》，写作动机相似。
其次，补乐府之亡。即古乐府有题无词，或古词亡佚者，后人为其补作乐府歌词的行为。此种补乐府以两宋之际诗人曹勋最为突出。曹勋《松隐文集》前六卷为“古乐府”，涉及乐府题名近二百。这一写作规模，在两宋文人的乐府创作中居于首位。对于乐府文体，曹勋有自觉的选择意识，诗前往往冠小序申明写作意图。如《三峡流泉歌》序曰：“古词皆亡，《琴集》云初阮咸所作，今新而补之。”《圣人出》序曰：“古乐府有题无词，因新而补之。”《锦石捣流黄》序曰：“古词皆亡，亦不知所起……今新而补之。”《陇头吟》《白雪歌》《乐未央》《黄鹤》诗序皆曰：“古乐府有其名而亡其词。”
曹勋还有《补乐歌十首》， 所补皆上古乐章。关于补亡动机，曹勋在《箕山操》序中所说甚明：“《琴集》有名无辞，今补而广之，庶乎后之览者可以仿佛前人之心云。”探访“前人之心”，申广古乐府之意，此亦代古人言志、传扬古乐府精神也。
张舜民：俟“百世知音”的乐府写作
张舜民，字芸叟，北宋中后期著名画家兼诗人，苏轼挚友。张舜民人生的后半段与其他元祐党人一样，数贬于外，居止流离。其文集《画墁集》一百卷，惜至南宋后期已残阙不全，后人钩稽补遗，今仅存九卷。《全宋诗》收张舜民古乐府诗九题十一首：《紫骝马》《关山月》《来日大难》《君马黄》《邯郸少年》《东武二首》《城上乌》《望行人二首》《胡无人》。这些作品主题、风格不全然统一。如《城上乌》写征行离别之悲，语辞沉痛，“爷牵衣，儿抱膝，东邻西邻哭声一，道上行客肠断绝”。《望行人》诉离思之恨，“别以三秋为久，生以百岁为期。不如还家对亲戚，浮名浮利徒尔为”。《紫骝马》塑造了一位老大伤悲者的形象，“扶肩策杖出门行，抱子弄孙楼上坐。忽然涕泪满衣襟，为见骅骝面前过”。《东武二首》皆据史事生发感叹，“世事如轮环，曾不借须臾。前此十数公，今已成丘墟。胡不长守此，乃与子孙居”。《来日大难》言人命短促，不若顺其自然。虽是拟旧题乐府，出以代言抒情，但阅读这些作品，明显感受到作者历经岁月风霜、看透世事变幻的心态。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张舜民“晚年为乐府百余篇，自序称‘年踰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云”。可知张舜民晚年曾倾力于乐府诗，规模至“百余篇”。从其“百世之后，必有知音”的自叙推测，这些乐府诗必不合于当世审美，诗人之发愤心理，或亦如张载“信其不可为然且为之”也。上述古乐府诸篇，与汉乐府具有相当程度的性质吻合。诗人自言“年踰耳顺，方敢言诗”，大半缘此。
再据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记载：“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可知在张舜民晚年所作百余篇乐府诗中有《孤愤吟》五十篇，该组诗深受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之影响。诗人不满于白氏新乐府格调浅俗，别作《孤愤吟》与之较量，内容应同为当世时事，语辞艺术更加讲究。惜乎作品不传，欲为其知音竟不可得，悲哉！宋末刘克庄《筑城行》《开壕行》《运粮行》《苦寒行》《国殇行》《军中乐》《寄衣曲》《大梁老人行》《破阵曲》等乐府歌行创作，均为承续这一时事精神的代表。
宋代朝廷极重礼乐，推尊古乐，发起过多次乐议讨论乐府雅乐建制。兼之儒学复兴以及文化复古，强化了宋人对乐府文体的溯源意识。郭茂倩《乐府诗集》每题有序解考其题名所起，后人拟作附后，显然该体例意在正乐府源流，令后人知流变所自。郑樵《乐略》也持正、变眼光审视历代乐府沿革。宋人对乐府起源的认识突破两汉，直指先秦。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颇具代表性，其曰：“世之言乐府者，知其起于汉魏，盛于晋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至孔子删诗定书，取三百六篇，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乐府盖起于此。”周氏将乐府之源推至“虞舜之时”，取法圣人“删诗定书”，自然抬高了其编选古今诸家乐府的意义。不过，乐府以古为尊，固所当然。
综上，以追求礼乐古制为政治背景，以儒学复古为思想文化根基，以《诗》《骚》为源，前述宋代乐府诗人面对词曲新乐之流行大势，通过“正题意”“补乐府”“俟知音”等拟古创作行为，寄寓深刻的政治、人生、著述理想。这种拟古精神，对元明时期拟古乐府风气的高涨产生了直接影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