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战略之一，在我国整个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中，北京和天津作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超大中心城市，对于引领京津冀及带动环渤海区域发展意义重大。早在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就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更是明确要求，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进一步认识中心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深入理解京津“双城记”的融合机理进而带动区域发展，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示范区的重大课题。

　　京津双城融合的战略意义

　　京津双城的战略布局与融合定位。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明确“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骨架，其中“双城”重在强调京津联动。强调京津两个中心城市的双城融合，是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高级阶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群高质量协同的必由之路，通过促进两地实现全方位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引领城市群和地区发展的目标。

　　京津双城的特殊属性与融合基础。不同于“成都—重庆”“广州—深圳”等双中心城市的非相邻协同模式，北京和天津是全国唯一乃至全球少有的地理位置相邻的两个超级大都市，具有双城融合发展的中国特殊性与全球示范性。经济基础上，2022年京津的GDP总量分别为4.16万亿元和1.63万亿元，名列北方城市前两名；人才储备上，京津的“985”与“211”高校总数占全国四分之一；产业结构上，京津之间的差异恰好为产业衔接奠定了基础。因此，京津之间既有强强联合的基础，也有协同联动的需求，需要在地域一体与文化一脉中不断塑造中心城市的融合力。

　　京津双城融合的功能作用与带动意义。对于区域协同发展格局而言，京津双城融合可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加速京津冀协同进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在资源要素空间集聚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地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落实；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全球竞争力、国家带动力和板块引领力承担先行示范作用，在国际上更高层次地参与国际分工、在国内更深程度地辐射到东北和华北地区，促进构建超大中心城市融合发展的新优势。由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定位下，需要识别、正视并发挥京津双城融合优势，促进其在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走深走实。

　　京津双城融合的运作机理

　　北京与天津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塑造了差异化的双城融合机理。同质性主要是基于京津的相似性促进低成本、有序性与高效化合作；异质性则是在京津差异中产生潜在的互惠、互补与衔接机会，并促进形成整体的双城融合。

　　一是基于主体差异推进双城互补。对北京而言，首都的政治地位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聚合力，经济基础与金融体系可以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与产业支撑，创新资源与人才优势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且享有发达的交通轨道系统，但面临着环境治理、人口规模、自然资源以及首都功能的发展压力。对天津而言，具有国际港口贸易、先进制造研发、相对低成本的办公环境和充足的资源等优势，但在传统产业升级、数字政府建设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基于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的差异，两个中心城市的优势可以互补，京津之间的功能承接、科技共创、资源共享等不断促进各自短板在双城融合中得以补齐。

　　二是基于主体共识优化双城竞争。京津两地同属直辖市，通常会在同一维度下进行考评，并形成竞争。京津双城融合意味着将“双中心”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城市体系，优化京津之间的竞争机制，比如在获取稀缺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在整体建设、区域发展乃至国际竞争中“合二为一”的地位提升与共识强化，进而达成深度协同。当然，京津双城融合也强调保持主体异质性，在差异均衡中形成良性竞争格局，并激发各自的发展动力和共同的发展势头，从而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与负外部性。

　　三是基于主体优势促进双城学习。京津双城融合旨在构建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与单元化的城市共同体，这为京津之间提供了对等性交互与学习的机会和平台。相较于京津双城互补强调整体布局以及优化竞争强调良性发展而言，两个中心城市的相互学习效应更侧重于具体行动，在相互学习中促进双城融合建设。

　　京津双城融合的带动效应

　　一是基于双城协同形成网络效应。京津双城融合不断织密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基建连接，进而构建基于实体基建连接的网络，这一网络基础上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文化流以及技术流等不断输送与交互，使得京津资源共享、利益共存、效益共创成为可能。此外，京津双城融合还强调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构建，如开展京津冀区域内就医视同备案工作、京津经开区政务事项的“跨省通办”等。在多元化协同网络建设与机制完善中，促进实现“1+1>2”的网络效应生成，尤其是在京津双城融合发展带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以及回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中，非线性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就会伴随网络的优化而不断强化。

　　二是基于双城特性形成规模效应。传统的超大城市通常会因地理距离局限在区域协同中形成以各自为中心的都市圈，无法像京津双城融合一样具有超大规模效应。北京与天津作为全国唯一地理相邻的超大城市，可以更为便利地构建以单元化城市体系为出发点的产业布局、经济增长点以及市场规模。尤其是在京津双城共同体对外连接时，可以在现有规模效应的基础上扩大整体性溢出效应，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三是基于双城融合溢出创新效应。城市间网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与发展目标，通常会伴随自我演化与创新的自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中则会涌现较多带有不可预测性的组织功能。对京津融合建设而言，会带来资源整合的多样性、主体关系的多重性与功能领域的交互性，应在不同要素组合、调整与更新中衍生出双城交互路径的创新与城市体系的优化，进而推动实现整体协同目标的实现，并正向作用到京津冀协同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京津双城融合已搭建起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与产业体系，北京的一批医疗、教育单位向天津转移，天津也借助北京资源打造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合作示范区、天开高教科创园等承接平台。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创新协同手段与深化协同模式，推进京津双城融合的落实与优化，包括周期性优化双城融合规划、清单化落实双城融合行动、组团式搭建融合平台等。另一方面要基于京津双城融合充分带动整体协调，推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构建更为优化的横向府际关系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就向内发展而言，京津双城融合需要强化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推动双中心的融合承载力进一步走向城市群整体承载力，推动不同要素资源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流动、配置、优化等。就向外引领而言，京津双城融合对于华北、东北地区会形成对板块整体发展的带动力，中心“融合—带动”的建设路径，对于长三角、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中各核心城市之间、核心与周边城市之间互动协同模式的建立，有着积极的示范效应。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41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