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丝路学和敦煌学发展中，巴蜀学人作出了杰出贡献。“巴蜀学人”，指巴蜀（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籍学者和在巴蜀工作的非巴蜀籍学者。巴蜀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敦煌写经、敦煌语言、敦煌文学、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壁画、敦煌雕塑、敦煌音乐舞蹈、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唐代吐蕃历史地理、敦煌藏文文献等。

　　1927年，由中国和瑞典学者合作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综合考察，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和调查，搜集到大批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文书、丝织品等，形成了大量考察日记和学术论著，标志着我国丝绸之路学的建立。受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学术影响，四川籍青年学者贺昌群（1903—1973）放弃原本喜爱的文学、哲学和艺术，把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成为巴蜀学人丝绸之路研究和敦煌研究的先驱。此后，关注、研究丝路学和敦煌学的巴蜀学人越来越多。

　　让巴蜀学人毅然西向，投身丝路大漠，瞻仰敦煌艺术的导路者是艺术家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潜心临摹壁画近三年，临摹壁画大小两百余幅，并在兰州、重庆、成都成功展出。敦煌壁画艺术从此走出大漠，向世人展现了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当然，张大千是艺术家，不是文物学家，他在临摹壁画时，做了对文物有所损毁的事，如他在《莫高窟记》中写道：第20窟“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于人重修时已残毁，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固知为盛唐名手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临摹品极大地宣扬了敦煌艺术的价值。抗战时期，正是由于一些云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学者的呼吁，1944年组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壁画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历史上著名的“川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如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永宁、刘玉权……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曾说：“我工作了28年的敦煌研究院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前辈来自四川，在20世纪40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只身前往敦煌，放弃了天府之国的安逸生活，来到戈壁深处，奉献他们的青春、才华和子孙后代，所以我对四川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从前辈身上看到他们的艰苦奋斗和为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奉献精神。”确实，巴蜀学人对敦煌莫高窟的开发建设和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巴蜀成为敦煌学人才培养的重镇。以项楚先生为代表的巴蜀敦煌学者，为中国敦煌学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这些年轻一代学者在敦煌学资料的摄取、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都较前辈学者有所推进，取得了重要成果，显示了巴蜀敦煌学新的生命力。可喜的是，新一代巴蜀学者在丝绸之路和敦煌学领域继续耕耘，在敦煌语言文学、敦煌佛学、敦煌藏学、唐蕃古道考古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昭示巴蜀丝绸之路和敦煌学研究后继有人。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