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其他博物馆青铜器藏品有限、精品稀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宫博物院因历代皇家的收集不仅藏器丰富、精品众多，且不乏惊世之作。早在乾隆年间，其数量就已达数千件之多，此后除一部分迁至我国台湾地区、一部分流失海外，仍有大量的藏品保留在故宫，加上1949年以来陆续由政府调拨、私人捐献、馆内收购及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故宫博物院现藏历代铜器15000余件。其中，先秦时期的铜器约10000件左右，是国内收藏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且时代序列完整器类完备。这些商周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富丽、铸造精巧，且大量的铭文记载更为我们提供了古今对话的绝佳良机，具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乃至历史价值。

　　绚丽璀璨的青铜时代 

　　目前，我国最早的铜器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但数量很少，器类也仅有刀，因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的铜器不仅器类丰富，出现了礼器，且青铜冶铸技术与规模均已发展到一定程度，铜器在物质文化（甚至于政治生活）中已起到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一时期已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是合适的。

　　殷商神权弥漫，为适应其繁复的祭祀所需，大量的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大量的礼器又被用作祭器，这一时期的铜器多铸造精致、种类繁多、造型庄重，纹饰更是繁缛华丽至极。早在商代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在极少数铜器上面铸刻铭文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仅个别器上有一字族氏铭文。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大约从武丁晚期以后的殷墟二期开始流行，但内容简单字数较少，铭文字数大多不超过30字，偶见长达四五十字器，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件其卣，是商代后期具铭的罕见重器，其中四祀其卣铭文更是长达45字。

　　商周鼎革，其后周公的“制礼作乐”更是影响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走向。这一时期的铜器已改变了殷商时重酒的觚爵组合，取而代之以鼎簋为组合的食器组合。器形方面，西周中期以前与殷商晚期并无太多区别，只是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新特点，如出现了方座簋、四耳簋、三件一套的编钟等新器形。此外，还出现了卷体夔纹、长尾高冠和长身分尾的凤鸟纹，后者常饰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如故宫博物院藏趛鬲，该器纹饰精美高古。

　　西周时期的铭文与殷商有很大不同，即使是在西周前期上百字的长铭也并不少见，如成王时器何尊有122字铭文，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更是长达291字，铭文内容涉及祭祀、征伐、赏赐等。至西周中后期，则出现了大量形式化的册命金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如簠、盨、匜等，纹饰上最大的变化则是传统的饕餮纹、夔纹被几何纹、窃曲纹、重环纹所取代。但“器以藏礼”的本质却丝毫未被撼动，甚至愈发地强化。这一时期的铭文书体开始排列规整，甚至还出现了在格内填字的现象，字体严谨精到，书法娴熟典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时期的重器主要有钟、颂鼎、虢叔旅钟等器。

　　春秋时期，“天子微，诸侯僭；大祭强，诸侯胁”。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周王地位的日渐衰微，各个诸侯国的铜器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楚、秦、齐、鲁、吴、越等地的青铜器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发展轨迹，甚至过去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国如纪、薛、费、黄、邓，铜器也成规模地繁荣起来。至战国时期，青铜器开始摆脱礼制神权的束缚，转而向日常生活用器方向发展。且随着兼并战争日趋白热化，兵器中的戈、矛和剑数量也显著增加。铜器的纹饰趋于图案化，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描绘攻战、狩猎、礼乐、桑植的写实图像。一般来说，春秋多祭祀，战国多物勒工名，少见长铭。

　　进入战国中晚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曾经绚丽璀璨的青铜时代也开始缓缓落幕，青铜器从先秦时代的礼器走向日常生活。当然，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青铜器的消失，只是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青铜器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开始以日常生活品或艺术品的形式留存在文人墨客之间。

　　历久弥新的铜器研究 

　　对于铜器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汉代由于谶纬学的盛行，使铜器的出土一度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甚至发生过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上”而将年号改为“元鼎”的事件。据《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曾收藏了一件铜器，李少君即言：“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汉宣帝时，陕西美阳曾出土了一件“尸臣鼎”，张敞旋即释读出铭文。至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一书，也运用了铜器的铭文资料来阐释文字的本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是偶然的机缘、零星的尝试，尚未形成一时风气。

　　对青铜器真正的研究应始于宋代（约真宗时），而这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又有着直接关系。宋代的金石学家以极其勤奋的治学态度不仅收集了大量出土的青铜器，还将其著录成书，如《考古图》《博古图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啸堂集古录》等。此外，宋人不仅为我们辨识了上百字的金文，且诸多青铜器的定名也始于宋人，如钟、鼎、鬲、甗、敦、簋、簠、壶、尊、卣、爵等不胜枚举。至于宋人的研究成果，王国维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

　　宋代之后，元明两代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处于低落状态，这一情况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才得以扭转。清政府极力推崇“朴学”，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精力集中至考据之学。乾嘉时期及以后很长时间内，学者咸以精通金石学与小学为荣，以考证古器铭文为学术之最。乾隆年间，曾钦定将皇家收藏先后编辑《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部青铜器资料书。且随着小学日盛，学者开始纂写相关的研究论著，如《说文古籀补》《古籍拾遗》《古籀余论》，其中一些观点直至今日仍不乏新见。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器物考证高潮。他们所处时代正是新旧学术交替之际，又适逢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现，加之与当时欧洲、日本的汉学家及考古学家交往频繁，故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上均走在了当时学术界的前端，相关研究有《梦郼草堂吉金图》《双剑誃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由于彼时考古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传入国内不久，很多的见解现在看来确有可商榷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发掘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研究资料，大量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此间，不仅有国内的学者，更有大量的海外学者参与讨论。这一学科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特别是随着现代考古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运用，学者的关注重点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字考释，而是开始注意与地层关系、器物组合关系相联系，更有学者开始利用现代科技对青铜铸造工艺、辨伪与保护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无与伦比的故宫铜器 

　　目前所见先秦有铭青铜器估计不超过6000件，而故宫博物院现藏已达近1600件，稳居博物馆之首，且多为传世精品，时代序列完整、器类齐全。然而与如此丰量的青铜器藏品相比，相关的研究却不容乐观。

　　1749年，乾隆将殿廷陈列的与内府储藏的青铜器著录成书，这些青铜器多系元明两代与清初出土。由于是皇家亲自敕撰编修，故对青铜器研究之复兴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因当时鉴别水平较低，故全书中收伪器甚多。据容庚考证，其中有铭伪器约占总数十分之二三，无铭伪器更多，且所印图像多无比例标准，铭文缩临，多失真，考释亦多有穿凿之处，其后学者在其论著中对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器也多有提及。但是颇为遗憾的是，迟至今日，虽有《故宫青铜器馆》《故宫青铜器图典》等图录留传于世，却尚未有专门论著系统地对其进行整理分析。

　　实则故宫博物院藏多件商周有铭重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如其三卣，不仅有商代铭文中少见的长铭，而且还是一组标准器，它记述了帝辛时期的赏赐、祭祀等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商末的政治地理格局及商人的祭祀制度意义重大。此外，像小臣鼎、逦鼎等均为商代的重器。成周铃是西周早期极其难见的带铭文乐器，鲁侯尊则是记录周初周公后裔活动的重要铜器，师旅鼎则为我们了解西周早期军事特别是士兵反战提供了重要史料。这一时期的荣簋、耳尊、作册虎卣，则分别记录了王与侯对荣、耳、虎的赏赐，这对于我们了解西周早期的军事政治意义重大。西周中期的同簋、大师虘簋、豆闭簋则记录了王对贵族的册命，格伯簋记录了当时的土地交换。西周晚期的扬簋、谏簋、小克鼎、眉敖簋盖、师酉簋、颂鼎、大鼎、师克盨、比盨、虢叔旅钟、盘、士父钟等多件器记录了王对贵族的赏赐册命仪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大师虘簋、大鼎、颂鼎、比盨、盘这五件是难得的四要素（年、月、月相、日）俱全的铜器，而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四要素俱全的器也不超四十件，其意义不言而喻。

　　能原镈是春秋后期的一件重器，此镈尚有一件在台北“故宫”，迄今为止是仅存的两件越国传世器，只是对于其铭文尚未得到很好的释读。此外，馆藏的者钟、余贎儿钟、徐王子钟、其次勾鑃等均为这一时期著名的青铜乐器。至于少虡剑、梁伯戈、秦子七情、大良造鞅镦等，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明确时代特征的传世著名兵器。

　　以上所举诸器，难免挂一漏万，未来对故宫博物院藏的商周有铭铜器，应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青铜冶铸工艺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由释读商周有铭铜器为出发点，深入阐释商周时期的法律诉讼、赏赐册命、宗族形态、金文历谱等相关问题，并以此为基点，重新认识当时的天下格局、政治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