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美国南方小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旅居新加坡，后多次往返于中国和新加坡。她将自己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经历称为捕捉并倾听不同“声音”的方式。从对中文一字不识到娴熟掌握并成为职业翻译家，她有着常人未曾体验过的特殊人生经历。如今，她把众多中文作品译成英文，同时深耕于小说、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她就是美国翻译家、作家、诗人白雪丽（Shelly Bryant）。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白雪丽，聆听她眼中的中国文化、跨国文化与人类“共通文化”，她的多部中国作品阅读与翻译经历，以及她对于《非洲踏寻郑和路》《郑和与非洲》《余震》等作品英文版翻译实践的独到体会。
“我对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有强烈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位翻译家、作家、诗人，这种多重职业身份赋予了您对于文化研究怎样的特殊认知？
白雪丽：从本质上讲，我并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研究文化的最好方法是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把它当作某种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物体来观察。我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人，而人本身掺杂着很大的主观性，故而文化无法被真正客观、超脱地审视。我们生活在文化中，文化也生活在我们周围。我在新加坡和中国生活了30余年，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与两国文化分离的“幻想的气泡”里，而是生活在“当地生活方式”中。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我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它构成了我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无法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物体来研究，它已深深地与我的生活融为一体。当我搬到一个中国当地环境中时，我会很自然地开启中国文学作品阅读之旅。
我的一生就是文学的一生，我对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怀有强烈的兴趣，从未把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或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分割开来，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对不同国家文学的广泛热爱在于它的根基是人类“共通文化”。我不寻求“传播某国文化”，不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传播的事物，尽管它是可以分享的事物。我一直热衷于分享好故事——分享喜欢的书籍、电影。于我而言，翻译也是这种“分享”欲望的延伸。分享人们彼此欣赏或认为有意义的故事可以将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翻译的目标——通过有意义的语言转化分享并联结不同的文化。
伟大文学作品能够让读者着迷
《中国社会科学报》：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激发了您早期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您如何解读白居易的诗作风格？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您更偏好哪一种风格流派的作品？
白雪丽：在众多中国诗人中，我的确很喜爱白居易的作品，我也很向往白居易笔下的位于松江老城的醉白池花园，他与那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白居易所作的《忆江南三首》是一位朋友曾经和我分享的作品。这可能是我早期读过的最易于理解的中国古典诗歌之一。
白居易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人格品质有许多我欣赏的地方，也许最让我欣赏的一点是他笔下诗歌的“平易近人”。据传，白居易坚持让他的仆人也能够接触到他创作的诗歌。在白居易生活的那个年代，以他的身份地位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的人格富有十足的吸引力。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这在早期也给了我一些开启中国古诗阅读的信心。大多数有关中国古诗的书籍，以及面向外国读者的汉语学习材料，往往强调中国诗歌晦涩深奥、高深莫测，并把中国古诗当作一种属于精英阶层的专利，仿佛中国古诗笼罩在“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感之中。这种描述并没有使中国古诗更具吸引力，反而造成一种错觉——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古诗。我对这一问题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没有人天生就了解任何一种语言以及用这种语言书写的诗歌。语言和诗歌不是什么神秘的禁地。一个人要想读懂中国古诗，就像了解中国其他领域的文化一样，只要去不断涉猎相关知识，就可以做到深入透彻地理解与认知。
可以说，白居易的作品以及他有关诗歌需“面向平民”的理论引起了我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也赋予了我作为一名中华文化读者的别样阅读体验。白居易认为，诗歌的终极目的在于传递和交流情感，而非遮蔽或阻隔情感。他的这一见解所引起的心灵启迪之深超越时空，其意义可以说是跨大陆、跨世纪、跨语言、跨文化、跨性别的。于我而言，阅读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敲开了心灵的大门，不仅在知识获取层面令人愉悦，在个人精神层面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正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持久魅力所在——它能够在多个层面、多个维度让读者彻头彻尾地着迷。
作为作家，我对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阅读偏好较为“折中”，很难根据特定写作流派来确定我的“最爱”，而且我也不会将自己的写作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风格或形式。我出版了几本十分小众的思辨性诗集（包括科幻诗歌）和几本被认为更为“主流”的诗集。我还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和若干散文作品。如果你阅读我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会发现其中涵盖的主题和体裁相当广泛。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的阅读品位，可能会有某些作品以特定方式引起我的内心共鸣，但不存在我最喜爱的风格、流派或作家。一些作品的思想用现实主义的术语可以表达得更好，而另一些思想用浪漫主义的术语表达更为生动。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一点是一部作品能否将形式和内容巧妙地合二为一。在我的文学作品阅读中，我真正喜欢看到的是一个与它所表达的形式完美契合的故事、概念或想法。例如，我在研究中国江南园林时常常重温三部作品，分别是陶渊明所作的《桃花源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叶圣陶的《苏州园林》。这三部作品体现了有关园林美学的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虚幻想象式的；第二种是现实主义式的；第三种将两者以有趣的方式混合杂糅，以让游客获得“身临其境”的园林美感。每位作家都在自己擅长的体裁方面匠心独运，以独有的方式围绕“园林”主题展开叙事，从而共同塑造了读者对于中国园林的认知与体验。
译文应延续原文美感与微妙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方向包括“读者接受理论”。结合您自身的翻译经历，如何理解这一理论？
白雪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带着自身对作品的看法，这是一件好事，正是这种个人见解帮助读者发掘到作者本身可能忽略的作品意义。同样，我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赋予读者充分的自主权及信任度十分重要。以我个人来说，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我十分尊重读者的阅读过程。我无意打扰也不愿意告诉读者应当如何理解一部作品。作为一名翻译家，我倾向于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内涵以一种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来重新发现它的意义。我相信，一个广阔的阅读空间所固有的力量及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力量能够传达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共通的人性。这一理念源于我在写作实践中获得的体会，也延续到了翻译工作之中。
鉴于此，译作必须像原作一样细致入微，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余地，让他们进入新的阅读空间，去重新体验“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原著。同时，这也意味着译者不能介入原作者未曾介入的地方——在语句转换过程中，译者必须抵制对原作进行“过度解释”的诱惑。
对于我的这一观点，可以通过一则轶事来说明。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关文学翻译的会议。当时，一位年长的教授向听众演示了一个翻译样例，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忠实甚至最完美的汉译英实例”。这位教授在翻译教学界比较资深，也长期从事翻译实践，我自然而然对他的观点产生了兴趣，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组中文语句，原句结构非常漂亮，我因此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译者是如何把它翻译成同样优美的英文的。然而，当英文译句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以为这位尊敬的教授是在用开玩笑的幽默方式来吸引课堂听众——原本文字简洁、结构合理、由15—20个汉字组成的7个中文短句，被“渲染”成一个笨拙冗长、在屏幕上跨越了将近8行的英文长句。整个句子读起来相当费劲乏味，甚至痛苦。
不幸的是，教授并不是在开玩笑。他接着分析中文原句的每一部分如何在英文中得以“完美”再现。他的分析和阐释细致入微，具体到了翻译的每一个细节。于我而言，该中文原句对应的英文译句简直糟糕透顶，堪称“翻译车祸现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位教授认为它“忠实”，更不用说“完美”了。
当译者遇到一个十分微妙的、充满文化色彩的句子时，放慢翻译速度去仔细分解原句，尽可能多地梳理出其中包含的所有细节，这种翻译思路及其涉及的工作量之大让我印象深刻，它体现了译者对于中文原文的严格遵循，以及可能花费数小时之久的研究和思考。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阐释十分仔细，她的这种精神值得钦佩。然而，必须指出，这不是忠实的翻译。纵然将原作文本进行详细分解是译者的一大任务，然而，在目标语言中以一种重现原文风格的方式让原文结构“获得新生”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意味着让原文的美感、简洁性、微妙性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和延续。如果中文语句紧凑和轻盈，那么漫无边际、冗长烦琐的英文译句无疑“不忠实”。相反，应努力让英文译文也同样保持紧凑和轻盈的风格。
汉语是一种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倾向于在较小的空间内囊括大量密集的信息，成语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成语将整个故事浓缩成四个字，以言简意赅的形式表达深刻隽永的道理。正是紧凑性才赋予中文原文以美感，这种美感应当在英文译文中得以相应的体现。若把原文隐含的细节都在译文中一一列出，不仅违背了原文的风格，而且剥夺了读者想象的权利。
这位教授在讲座中向我们展示的这一翻译实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常常被我当作一个有关翻译方法论的典型案例研究。我们不能把“合拢的拳头”变为“张开的手掌”进行拍打，从而失去原有的动作冲击力。这是我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一直坚持的信念。
译作形式应与内容完美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近完成了哪些以及正在从事哪些中国作品翻译？请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和带给您的思考。
白雪丽：我目前从事的几个翻译项目包括：两本有关儿童文学的著作，作者分别来自厦门和北京；一本有关现代儒家哲学的学术著作；一本有关明清时期江南丝绸工业的著作；一系列来自中国大陆作家的短篇小说以及两位新加坡文化奖章得主的诗集。
我最近完成了华人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的英文版翻译。这部小说作为经典的灾难文学作品，可以用来例证我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在一些情况下文化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隶属于中国的文化或其他国家的文化。张翎本人出生于中国，但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30多年。小说中最早的场景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描述了唐山在瞬间变为一片废墟之后，一个幸存女孩儿32年间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及人生中遭遇的种种情感困境。作品着重表现那场浩劫在亲历者内心深处造成的强烈“余震”，以及个体为之完成的自我精神救赎。作品所描绘的地点除了唐山，也包括上海、广州和多伦多。从文化上而言，这部作品最适合被归类为属于人类的“共通文化”，它深入探讨了突发灾难带来的重大创伤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长期影响，剖析了人类应对创伤尤其是发生在生命早期的创伤的种种方式。虽然这部小说的“中国性”占了很大成分，但我认为它所彰显的“人性”才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深深被这部作品吸引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英文译作中，有两部十分独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烽所著《非洲踏寻郑和路》及其主编的《郑和与非洲》。请谈谈您对这两部著作的翻译体会。
白雪丽：如前所述，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在翻译中，我认为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译作中同步反映出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即使目标语言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与原文有所不同。在翻译这两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著作时，我有幸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处理相近的内容。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都必须非常谨慎地如实报告在实地工作过程中的发现。但不同的是，《非洲踏寻郑和路》围绕作者在非洲的探险历程和实地调研记录展开，因而呈现出了更强的叙事性；《郑和与非洲》采用了更为学术式的方法，作者本人的非洲探险经历不再成为著作的重心。因此，这两本书带给我的阅读感受截然不同，可以说二者互为补充。于我而言，处理这两个不同的作品文本是有趣的翻译练习。
《非洲踏寻郑和路》一书涵盖了相当广泛的学科主题，这使得翻译过程很具挑战性，也充满趣味。一方面，书中涉及大量的研究材料，作者对这些材料的严谨对待与充分论证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所记录的内容不仅是学术性的、经过充分书面式研究的，而且洋溢着冒险精神和对考古新发现的热情。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在非洲踏寻郑和之路过程中对于郑和遗迹新发现的欣喜，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我在翻译过程中也尽力传达这一点，我认为作者对田野调查与实地探访的热情构成了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该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原文理解方面的“灰色地带”，这为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我很享受攻克这种翻译难关带来的愉悦感。
这部著作中，除了客观挖掘并呈现历史上有关郑和沉船的事实和数据，例如郑和舟师的编成状况和船型类别，也融入了基于这些事实和数据进行的对郑和下西洋及其船队经历的推理，这些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富有历史想象。同时，作者对其实地考察经历的叙述方式不是严肃刻板的，而是形象立体的，其中杂糅了大量个人情感抒发与自然风光描写。
《非洲踏寻郑和路》虽然是一部纪实类作品，但作者以一种类似于小说家对待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叙述方式来处理他所追寻的历史事件，而作者自己也成为了“踏寻故事”中的主角。在用英语语言书写的作品中，纪实作品与小说在体裁方面有着严格区分，二者界限分明，前者几乎不给任何富有想象力的推理或个人感受抒发留下空间。然而，汉语作品中语言本身的流动性，加上事实与推理、情感、景物可以在纪实作品中相混合的传统，允许客观事实报道有更多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作者为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所做的工作？
白雪丽：李新烽为其著作所做的田野调查无疑是深入生活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他在非洲细致的考察经历使得郑和船队当年在非洲遗留的许多踪迹“浮出水面”。随着这些湮没于历史尘埃的郑和船队踪迹重新被发现和证实，所谓“新殖民主义论”的错误言论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这部著作证明，古代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可以作为当代双方合作与团结的典范。作者的实地考察提供了许多有关中非关系的实证材料，为历史学界、国际关系学界开辟了思考中非未来的新途径。
与《非洲踏寻郑和路》《郑和与非洲》类似，张翎的小说《余震》深深植根于她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考察研究。但后者为这部小说创作所做的调查，与前者为踏寻郑和船队足迹所做的考察不尽相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距离唐山大地震不像郑和时代那么遥远。我在翻译过程中，曾听张翎谈起她为揭开那场灾难面纱所做的“口述史”工作，这与李新烽在非洲实地采访数百名当地人士以获取历史资料的思路相似。
为充分了解唐山大地震的相关线索，张翎阅读了许多有关这一事件的资料与文字记载。她努力通过资料调查溯源历史事实，深入了解地震幸存者的个人经历，与那场灾难的亲历者们交谈并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在精巧捕捉人物情感真相与内心世界的同时，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视角使得对个体苦痛的叙述方式更为丰满厚重。从这一角度而言，《余震》这部作品无疑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