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对金石古物情有独钟，身为晚清名士的龚自珍也不例外。清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称其十七岁“游太学，见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为金石之学”，走上了研究与收藏金石的道路。

　　龚自珍庋藏金石古物种类丰富，数量之多，不可胜记，仅珍品便有“三秘、十华、九十供奉”。其中，最为龚自珍所宝爱者，当属被视为“三秘”之首的一方汉代凤纽羊脂白玉私印，印文为白文鸟虫篆“緁伃妾娋”。緁伃，即婕妤，为宫中女官名，汉武帝时始置。妾为女子谦称，娋为女子之名。“緁妤妾娋”，犹言“丞相臣斯”，此印当为上书自谦之用。

　　然而，此印自明代以来往往被收藏者目为赵飞燕遗物。如明代藏家李日华云：“汉宫赵飞燕緁伃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鲍昌熙《金石屑》）从李日华的记述来看，这方印虽然不知出土何年，但明代以来递藏有绪，且藏者均为名家，自然值得珍视，何况又被视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为婕妤时的佩印。所以他不无夸张地说，即使以十五座城来换，自己也不会考虑。

　　入清以后，该印为文鼎所有。龚自珍以曾经朱彝尊所藏的宋拓《娄寿碑》（一说为宋拓《化度寺碑》）并白银五百两易之，事在道光五年（1825）。次年，龚自珍有诗《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汉凤钮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赵”，既为之说载文集中矣，喜极赋诗，为寰中倡，时丙戌上春也》四首纪其事。其二首云：“入手消魂极，原流且莫宣。姓疑勾弋是，人在丽华先。暗寓拼飞势，休寻德象篇。定谁通小学，或者史游镌。”自注：“孝武勾弋夫人亦姓赵氏，而此印末一字为鸟篆，鸟之啄三，鸟之趾二，故知隐寓其号矣。”

　　从龚氏诗题及第二首诗的内容、自注来看，他断定此印为赵飞燕之物，是因其误释“娋”为“赵”，并认为其字含有“鸟之啄三，鸟之趾二”。龚自珍认为，印文作“赵”字，而字形又作鸟状，暗合飞燕之名，则此印非赵飞燕莫属，并推测此印的作者可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黄门令史游。

　　龚氏的释文错误，早已为学术界辨正，无需多言。然而，据龚自珍《己亥杂诗·张杜西京说外家》一诗自注，龚氏自十二岁起便跟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解字》。魏源也认为龚自珍为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定盦文录序》）。可见其学术以文字学为根柢，范围所及至于金石之学，故龚氏当时于文字之学号称精研，却又缘何误“娋”为“赵”？

　　这是因为，一方面，龚自珍的学术终极目标并非考校文字，而在于通经致用，故于小学用力未甚深，对古文字的构造规律造诣未精，又受限于当时古文字学的整体水平，故于今看来虽有盛名而其实难副；另一方面，则因其所持有的“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的收藏理念对其认识产生了强烈的误导。

　　“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乃龚自珍在《说印》一文中提出的收藏理念，其文曰：

　　瘁哉！自著录家储吉金文字，以古印为专门，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胜录；或曰：即录，录附钟彝之末简。昔者刘向、班固皆曰：缪篆，所以摹印章也。《汉书》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零落人手也，小学之士、以古自华之徒，别为一门，固有说乎？夫苕、泖之士爱古甓，关陇之士爱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鱼形兽面之制，吉阳富贵之文，或出于古陶师，多致之不足乐也；且别为一门，储印岂不愈于是？若夫第其钮，别其金三品，则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见于史，是亦补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则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琌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体或缪篆，或省不为缪篆。

　　此文较为清晰地表明了龚氏收藏古印的动机与原则。龚氏认为，古印收藏别为一门，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古官印的形制，可以考察当时的用印制度；二是古官印所见之官名不著于史，可以补史之不足；三是私印姓名见之于史，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有鉴于后二者，龚自珍又提出了自己收藏古印的两条原则：官印欲其不见于史籍著录，私印则反之。也正是这一理念，导致龚自珍怀着十分强烈的“私印欲其史”以至“大暴白乎史”的执着看待这方玉印，加之受限于其时其人的古文字学水平或者根本未曾认真从文字学角度对印文进行研究，继而沿用明人成见，以此印为赵飞燕用印，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此印，在“九十供奉”之中，尚有“印材之属十一”（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这些印多为诗词、吉语、收藏等印，或为古印，或为当时名家之作。其中亦有龚氏以前之名人所用私印，如“马湘兰惜花弄月印”“太白先生刻名印”，虽去古未远，亦足以“思古人之深情”。

　　龚自珍的官印收藏，也遵循着自己“官印欲其不史”以期“考制度”“补古史”的理念。龚氏《己亥杂诗·熙朝仕版快茹征》自注云：“年十四，始考古今官制。近成《汉官损益》上下二篇，《百王易从论》一篇，以竟髫年之志。”可见，他对古今官制尤其是汉代官制的关注，自幼及长，未曾消歇。而他考证汉代官制的资料来源之一，便是所收藏的汉代官印，此据《己亥杂诗·奇气一纵不可阖》一诗自注“辑官印九十方为《汉官拾遗》一卷”可知。可惜《汉官拾遗》今已不传，无法窥其原貌。沙孟海先生说此书“名曰拾遗，殆皆不史之官”（《沙邨印话》），当为合理。

　　总之，无论是作为学者治学的“官印欲其不史”以“考制度”“补古史”，抑或作为文人雅趣的“私印欲其史”以“思古人”，都体现了龚自珍的古印收藏实践与收藏理念高度一致。可惜龚自珍所藏古官私印的实际情况今已不可考，仅能从以上的零星记载中略窥大概。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