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孔祥吉（1943—2021）的遗作《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晚清史探微》《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感到作者力求对中国晚清史作全新角度的阐释，书中结构严谨，文字清新活泼，资料新颖翔实、引人入胜，为晚清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晚清史以及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今略作评析，以为对故友的怀念。
“档案资料尤为重要”
孔祥吉指出：晚清史“存留的档案资料之多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也是清代前期所无法比拟的”，对于晚清史研究而言，“档案资料尤为重要”。在从事晚清史研究的四十余年间，他不断在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以及国内其他研究所、档案馆发掘大量新史料；身居国外时，又利用自己工作、讲学、做研究之机，查阅了大量散落与保存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德国和日本有关晚清史的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上，他对晚清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与不断探索，并撰写成文，贡献于史学界。
早在20世纪后期，孔祥吉就认识到，“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与灵魂”，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戊戌变法的历史，必须从研究康有为的思想入手。然而，当时国内连一本康有为在变法时代所提出的比较完整、准确的变法奏章的著作都尚未出版。于是孔祥吉历时十余年，在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所多方搜集康有为向清廷进呈的书籍、档案奏章以及方志、笔记乃至未刊书札、日记等各种珍贵史料，于1988年撰写出版了《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一书。该书对康有为在变法期间进呈奏议的时间、经过、内容及其作用、版本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评析与考辨，订正前人与同辈学者的错误与失误，基本上还原了戊戌变法的完整历史。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进了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完全可以说，此书在手，读者可准确了解关于戊戌变法的起始、经过、内容及结局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省却了自己颠簸于各图书馆的时间与精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孔祥吉在研究晚清史人物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盖棺”能否“论定”，并举何如璋为例。何如璋于光绪三年（1877）被清廷委任为首任驻日公使。其间，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激烈反对日本吞并琉球。他多次上书敦促李鸿章，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非正义之举，同时又与日本上层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二是处理朝鲜问题。他支持属下黄遵宪筹拟朝鲜国策，支持朝鲜走向开放道路，从而遏制了日本独霸朝鲜的野心。由此，何如璋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作为近代中国少数早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国人注目了”。但是，后来孔祥吉从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发现了何氏两件密信，使他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另眼相待了。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此前，日本外务省对“中法之间行将到来的冲突极为关注”，于是派员向何氏探听有关李鸿章在上海三次给朝廷的报告内容，并给予“百余金”的报酬。面对优厚酬金，何氏竟欣然答应对方要求。但他因无法得到李鸿章报告原文，遂给日方写一封密信，表达自己“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之情。之后，何氏又在第二封密信中，“把他新得到的消息”报告了日方，受到日方高度重视。对何如璋如此卖国罪行，孔祥吉愤然写道：“中国有句成语云盖棺论定。”“何氏之棺，已盖百年。然而，一朝失足，遗恨千古。”显然，以往对何如璋的评价是片面的，“盖棺”是不能论定的。现在评价他，应在肯定他正面作用时，也要指出他有出卖国家利益、满足自己私利的一面。
新观点发人深省
孔祥吉以唯物史观作为圭臬，对晚清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一、关于鸦片战争。以往学界认为，鸦片战争前期，清统治阶级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有些学者将此说夸大，“硬说在道光的身边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弛禁派”。孔祥吉认为，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指出，当时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书要求对鸦片实行弛禁，即受到许多官僚的批驳，许本人因此声名狼藉，“举朝无继言者”。道光帝多次发布谕旨，奖励禁烟官员，对许乃济进行惩处，将常去烟馆吸烟的庄亲王等人革去王爵和公爵。可见，许乃济上书弛禁烟，充其量只是一个“弛禁论”，与“弛禁派”是挂不上钩的。（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94—296页）
二、关于中法战争。以往学界认为，清廷在前线军民取得辉煌胜利之际，却急急忙忙与法国签订和约，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昏聩无能。晚近以来，不少论著开始将光绪十年甲申易枢与中法战争联系起来，认为慈禧铲除枢机重臣恭亲王奕
一伙势力，任命奕譞主政，是“要与法国大干一场”。孔祥吉认为“这些推断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他指出，慈禧一直担忧奕
集团羽翼丰满，必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利用朝廷中与奕
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奕譞集团，铲除奕
集团，“藉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再者，奕譞集团与奕
集团相比，更是“加紧实行”慈禧一贯“对外妥协模棱两可的外交方针”，最终导致清廷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可悲结局。
三、关于甲午战争。以往学界将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或归结为中国封建制度抵不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或为清廷内部党争，或为中日双方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孔祥吉认为上述分析“不足以使人信服”。他用许多史实说明北洋海军实力强于日本，进而通过考察和分析受李鸿章极为倚重、信任的北洋海军灵魂人物罗丰禄的思想、精神面貌、实际行动，得出了罗丰祿“只顾小家，不顾国家；只顾念自己的亲人，而不顾念血洒海疆的北洋水兵，这种自私的心态，反映了李鸿章身边的幕僚缺乏勇于奉献、精忠报国的气质”，以致“将整个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军”，“使清廷苦心经营的近代化舰队，化为乌有，有志之士无不为之扼腕痛心”。
四、关于光绪帝的评价。以往史学界总把光绪帝看作是“慈禧太后的傀儡”，在朝政上一无作为。孔祥吉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他说，民为邦本、兢兢求治，是光绪帝早期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求贤若渴、破格用人则在早期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因此，光绪帝能在国难当头、列强凌迫的危局面前，“穷则思变”，“勇敢而果断地拔擢新生力量”，“奋起变法”，说明光绪帝“其实是一个颇有思想，颇有抱负的年轻皇帝”。当然，孔祥吉也指出，光绪帝思想中的一些缺陷“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揆诸史实，我认为孔祥吉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正确的。
史实订误精当可信
孔祥吉还对晚清史的若干重要史实进行了考证和订误，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一是清廷重臣李鸿章是否接受了沙俄政府的巨额贿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档案中有李鸿章接受沙皇政府巨额贿赂的清楚记载。然而，中国学者大多不相信，有的史学名家还当面告诉孔祥吉说：“俄国的档案只是孤证，似乎还不足以说明李氏确曾受贿。”孔祥吉起初也“半信半疑”，但后来看了“许多新资料后，我觉得李氏受贿应是确有其事的”，并痛斥李鸿章“为接受外国的巨额贿赂，而牺牲本国利益”的罪行。
孔祥吉的意见是对的。我在写《中俄密约》（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时曾指出，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曼诺夫运用俄国档案明确无误地说，维特为尽早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在沙皇支持下专门设立了“李鸿章基金”，并拨付300万卢布为此“事业进行之方便而耗用”。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后究竟得到多少贿赂还不得而知，但维特此后在与李鸿章谈判沙俄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权时，却曾派其亲信为李鸿章送去白银55万两。维特后来在舆论的逼迫下，也“爽快”地承认有此事。由此可见，“孤证”也是铁证，人们不应轻易否定李鸿章接受贿赂之事。
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统治集团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上谕，对各列强宣战。以往，史学界认为江苏粮道罗嘉杰传送的“洋人照会”是个导火线。孔祥吉则认为，此事在“清宫各类档册中得不到任何印证”，倒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的到来，更坚定了慈禧与列强决裂的决心”。他指出，清廷对外宣战，是慈禧在皇位“废立”失败后对列强产生的“极端仇外”的必然结果，同时她在决策时又接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奏折，折中渲染的义和团在与列强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及义和团“情愿报效朝廷”的忠心，“增强了（慈禧）侥幸取胜的心理”，终于发出了对外宣战的上谕。我认为，孔祥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三、谁把同光“两朝帝师，十载枢臣”翁同龢赶出了朝廷？长期以来，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罢黜了翁同龢。孔祥吉却明确指出“是光绪皇帝罢了翁氏之官”；翁同龢虽曾鼓动光绪帝实行变法维新，积极举荐康有为等变法人士，但在朝廷守旧派攻击下，明哲保身，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与维新派划清界限，多次受到光绪帝愤怒地“诘责”。这使光绪帝清楚地认识到，翁同龢此时已成为维新变法的绊脚石，只有罢免他，变法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孔祥吉还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接见来访的德国亲王时行握手礼，遭到翁同龢的“大放怨言”， 翁氏的这一对“外洋事物的深闭固拒”之举，是“急于改变祖宗成法的”光绪帝“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事“成了开缺翁同龢的导火线”，翁同龢最终被光绪帝亲手罢了官。
孔祥吉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我这里再补充一个细节：翁氏《日记》中写道，他在宫门外向光绪帝“碰头”辞行时，“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短短的十三个字，暴露了几十年君臣之谊在分别时竟无一点“惜别”之情。“上回顾无言”中“回顾”只是一个礼节动作；“无言”则可反映光绪帝此时的心态，即对翁不真心辅佐他的种种表现的不满。而“臣亦黯然如梦”则显现出翁氏觉得自己不明不白而被开缺所表现出的一种伤感情绪。由此，人们是否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呢？
四、披露了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的来龙去脉。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度恐慌。于是慈禧以“中日结盟”为诱饵，试图让日本替清廷铲掉康、梁。她派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日方上层对此始终抱有疑虑。最终因日人“持保留态度”与“稍事敷衍”以及刘学洵等人无意中的泄密，清廷企图借日方之手杀掉康、梁的阴谋失败，“中日结盟”由此成为一场闹剧而草草收场，“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最荒唐的篇章”。孔祥吉的记述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孔祥吉的上述论断与分析是精当的，所得结论令人信服，可为史学界借鉴。因此，笔者建议史学界与学人在充分研究后，择其可从者，写进教科书与科研成果中，而不应让成果总躺在纸上睡大觉。再有，孔祥吉用档案研究晚清史之路，值得学界与学人持续走下去。据了解，目前国内外许多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大学，乃至私人，都保有众多富有价值的档案，成为晚清史研究的富矿。只要不断发掘利用档案，并与正史、野史、笔记、文集、方志、未刊书札、图录等相互参酌、比较，去伪存真，晚清史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笔者希望，以上两点建议能成为清史研究的两个重要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原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