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比较清楚的重要考古材料，发掘者陈全家、赵宾福在《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期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考古》1990年第3期）一文中，依据层位关系及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将左家山遗址出土的遗存划分为三期四段。后又依据各期陶器形制和纹饰的变化，结合测年结果及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比较，首次命名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这对于研究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左家山下层、上层文化命名后，学界开始意识到由于以往各遗址发掘面积小，揭露的遗存主要以零星房址、灰坑等遗存为主，针对这一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缺环。因此，2000年后，围绕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开始转向以聚落考古为视野，多学科参与，重点揭示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所蕴含的聚落形态、生存环境、生业方式、丧葬习俗等方面的研究。

　　五台山遗址地处西流松花江流域下游，位于长春市农安县波罗湖西岸台地上，是包含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个时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201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鉴于该遗址的重要学术价值，2017—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长春博物馆对该遗址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主动考古发掘。

　　发掘收获

　　经过对波罗湖西岸台地的调查，发现同时期遗址地点共5处。综合前期考古工作情况，最终选择五台山遗址地点和杏树山遗址地点开展了考古发掘。五台山遗址地点两个年度共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灰坑、墓葬及房址等各类遗迹94个，其中房址16座、灰坑74个、灰沟3个和居室葬1座，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器等遗物。

　　根据出土遗存分析，五台山遗址地点为包含新石器和青铜两个时期遗存的大型聚落址，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在发现的遗迹中，全部的房址、灰沟和墓葬以及59座灰坑都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些发现为西流松花江流域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在五台山遗址地点西侧与台地相连的位置还发现一条长约70米、贯穿台地南北的壕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全部位于壕沟东部，该壕沟应具有边壕性质。

　　通过对五台山遗址地点出土的陶片进行全面统计发现，陶片可以分两组。其中第一组陶片占总陶片数的98%，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存，在五台山遗址中最为丰富，陶质以夹细砂黄褐陶为主，质地较硬，以筒形罐为大宗，器表多施几何状刻划线纹。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五台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于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期遗存。第二组陶片约占总陶片数的1%，属于青铜时代遗存，其余1%陶片多细碎，不具统计学意义。

　　杏树山遗址地点发掘面积较小，但揭露的遗存较为丰富。所发现的遗迹均开口于②层下，共揭露灰坑2个、墓葬4座及2处房址。杏树山遗址地点出土的陶器见于农安左家山、元宝沟、东丰西段梁山、长春腰红嘴子以及北红嘴子等遗址中，从筒形罐形制和纹饰的对比看，杏树山遗址地点揭露的遗存与农安左家山1985年发掘的第二期遗存、元宝沟遗址、西段梁山一期、腰红嘴子二组以及北红嘴子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接近，根据已有的研究，这些遗存都属于左家山下层文化晚期遗存。

　　美国贝塔实验室分别对杏树山遗址发现的四座墓葬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几座墓葬经过树轮校正的年代在公元前3657年至公元前3519年之间。因此，无论从绝对年代还是从内涵上看，杏树山遗址都属于左家山下层文化的晚期遗存。

　　聚落布局

　　经考古勘探，五台山遗址地点共确认新石器时代房址36处，经考古发掘清理16处，均属左家山下层文化，为西流松花江流域首次发现数量如此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呈围绕台地中心的向心式分布，门道朝向基本指向台地中心。遗址西侧可能修建有边壕。

　　五台山遗址左家山下层文化时期的环形聚落布局，在新石器时代并不多见，五台山的先民们充分利用遗址所在的地形地势，对村落的营建进行了完整规划。这种规划除了考虑氏族部落的有效管理之外，也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便利等因素。

　　生存环境

　　波罗湖是农安县境内最大的自然湖泊，吉林省中部唯一一块大型自然湿地。全新世以来五台山遗址附近地质构造稳定，地貌格局基本未发生较大的变化，波罗湖湖盆也未发生变动。波罗湖作为五台山遗址先民赖以生存的源泉，其水文状况深刻影响着五台山先民的生产生活。

　　结合波罗湖水文特征和补给特征可以基本确定，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的波罗湖在全新世以来水位变化深受降水的影响。在7324calyr BP—5555calyr BP间五台山遗址的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降水量达615毫米，属于典型的森林草原环境，湿润的气候使得松嫩平原地势低洼处形成了很多湖泊，此时的波罗湖也正处于水位最高的阶段，面积可达155—200平方公里，水深10—15米，湖泊北部地势低缓处形成了大片的沼泽湿地，生长了大量的芦苇、香蒲等挺水植物，东岸与南岸地势较低处形成大片的泥滩湿地，仅有湖泊西部地势起伏明显，湖岸未形成泥滩。

　　为了防潮且便于晾晒鱼干，五台山先民不得不克服60米以上的高差，来到五台山西岸台地建造房屋。暖湿的环境下生长了大片以阔叶树为主的森林，给五台山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薪材原料。此外，在波罗湖的东部，敖宝图泡西岸500米处土岗缓坡上有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元宝沟遗址。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碳十四测年经校正后为 6140±175calyr BP（JNBY H5）。遗址海拔 200—210米，高出水面 30—50米。当水位超过180米时，遗址南北两侧低洼处已经成为沟通波罗湖与东部元宝泡和敖宝图泡的通道，元宝沟遗址史前先民活动空间将会受限。由此看来，波罗湖在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最适宜时水位达到最高，但最高水位不会超过180米。

　　植物考古

　　西流松花江流域处于高山向松嫩平原逐渐过渡的地带，中上游地区多为山地丘陵，下游地区主要为河谷台地，流域内河网密布，湖沼纵横，地势起伏较小，水资源及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场所。五台山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为西流松花江流域从左家山下层文化至青铜时期植物资源利用模式及生业方式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与线索。

　　经过科学的采样和系统浮选，五台山遗址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粟和黍的出土，表明左家山下层文化时期当地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从出土概率来看，农业生产已进入北方旱作农业体系。根据粟和黍在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的对比分析，当地先民对黍的利用率要高于粟，结合东北地区及其他旱作农业地区材料，五台山左家山下层文化先民的农业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除了出土农作物种子之外，遗址还出土了其他植物种子，如稗、藜、酸模叶蓼、野大豆、狗尾草、马唐、大麻、地肤、胡枝子、拉拉藤、水棘针、牻牛儿苗、酸浆、黄檗等，部分植物如稗、藜、野大豆、马唐、酸浆等，可以作为重要的野生植物食物来源，也间接表明采集作为生业方式的补充仍然存在。在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单位中发现了大麻籽遗存，虽然出土数量有限，但也再次证实了大麻在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性。

　　动物考古

　　五台山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主要有狍子、獐、猪、狗、环颈雉、淡水鱼类、淡水软体动物类、啮齿目、狗獾、猞猁等。遗址内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以大中型哺乳动物为主，以雉科、水生动物为辅。五台山遗址动物群中仅有狗为家养动物，其余皆为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在遗址先民肉食贡献中占主要位置。

　　遗址先民采取的是以打猎捕捞为主的渔猎生业方式。五台山遗址动物骨骼风化程度较轻但破碎程度较高，且骨骼表面具有切割痕、砍砸痕、烧烤痕等一系列人工加工痕迹，表明骨骼暴露在地表的时间不长且先民对动物骨骼利用程度较高，加工动物遗存方法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

　　另外，根据野生动物的种类可知，遗址周围生态环境良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具有森林、草地、河流等生态景观，适宜人类生存居住。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西流松花江流域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体质人类学研究

　　杏树山遗址地点出土的人骨标本是目前为止西流松花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人骨遗存。由于此次发掘得到的人骨个体数较少，且保存状况一般，目前我们只能获得一些粗浅的认识。

　　据目前已发表的人骨研究成果来看，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有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和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文化墓葬的共计4批人骨资料。后套木嘎第四期的时代与五台山遗址时代接近，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研究表明，第四期的古代居民的颅面部特征为狭额型、中眶型与平颌型相结合，且具有较大的面部扁平度，与古东北类型居民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哈民忙哈遗址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哈民组古代居民反映出的高颅阔面的颅面部形态特征，研究者认为其族属应为古东北类型。

　　目前可以确定，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东北类型的古代居民就已经广泛分布于西辽河、嫩江和松花江下游地区。五台山遗址出土的人骨保存情况都较差，颅骨部位破碎残缺。后经实验室内拼合整理，虽然无法进行精确的测量，但从这些破碎的颅骨上仍可以观察到该遗址居民的一些体质人类学特征。总体来看，五台山男性颅骨应属于高颅类型，面宽和面部扁平度较大，与我国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广泛分布的古代居民的古东北类型颅骨特征相似。

　　五台山遗址考古揭露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意义重大，为研究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和谱系关系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尤其结合出土遗存，通过动植物考古、地理环境、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恢复和重建左家山下层文化聚落布局、社会组织形态和生业方式等提供了多维度参考，丰富了左家山下层考古学文化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农安县五台山遗址发掘报告”（22BKG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长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