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余年的拜占廷帝国历史中，帕列奥列格王朝（1261—1453）是帝国的衰败时期。而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两约翰之战”，则是该王朝迅速衰落的转折点，拜占廷帝国由此步入百年衰亡史。在拜占廷帝国最后的一个世纪里，其所辖领土除了陷入重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外，只剩下几小块互不相连的地区。当时，在拜占廷帝国最南端的领土上，崛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权——莫利亚君主国（1349—1460）。根据拜占廷传统，君主头衔通常被授予皇位继承人或普通皇子，君主治下的君主国负有维护帝国统治的天然责任。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对这个不断壮大的莫利亚君主国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冲破阻力北上勤王，创造振兴拜占廷帝国的奇迹。然而，尽管该君主国的统治精英为重振帝国雄风坚持不懈，但最终不仅未能挽救拜占廷帝国，其自身也未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探究起来，这种结局的形成，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地缘环境不利于其发展

　　1204年，拜占廷帝国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狂潮中灭亡。拉丁人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许多独立国家，骑士威廉于1205年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创建阿塞亚公国。1259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创立者米哈伊尔八世攻占阿塞亚公国东部及其都城米斯特拉，奠定了莫利亚君主国的基础。乍看起来，莫利亚君主国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三面环海，仅以北面狭长的科林斯地峡与巴尔干半岛相连，似乎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势，大可作为振兴拜占廷帝国的基地。实质上，该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利于莫利亚君主国的发展与壮大。归纳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地理条件的局限性。首先，半岛面积仅2.1万平方公里且多山少平原，无法容纳太多人口。莫利亚君主国局限于岛内发展，在体量上无法与周围大陆国家抗衡，不可能成长为大国。其次，半岛三面海岸线距离小亚、北非和意大利半岛均400公里左右，且海上岛屿众多，三面海域不足以阻挡外部海军入侵；北部科林斯地峡也并非难以逾越，莫利亚君主在该处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多次摧毁。所以，莫利亚君主国所处乃是四面受困、易攻难守的绝地。

　　14世纪中期以后，巴尔干地区政局发生演变。莫利亚君主国在巴尔干政局两个发展阶段中的命运，充分证明其只有在巴尔干各种政治势力均衡的环境中才能存活与发展，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便会面临亡国之灾。第一阶段，1349年莫利亚君主国正式建立时，其周边业已形成三个旗鼓相当的族群政治集团，即东方土耳其人、北方斯拉夫人和西方拉丁人。莫利亚君主在各股政治势力对抗的缝隙间整合领土，历尽艰辛于1432年统一伯罗奔尼撒半岛。第二阶段，当奥斯曼帝国成长为巴尔干地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后，莫利亚君主国能否自保尚存疑虑，向半岛外拓展只会刺激土耳其人从而加速自身灭亡。费奥多尔一世于1395年在科林斯、1396年在雅典打败土耳其军队，结果引来巴耶塞特一世苏丹亲率大军讨伐，险遭灭国。1444年，君士坦丁十一世出兵征服雅典公国。两年后，穆拉德二世苏丹轻松击溃莫利亚军队，再次夺回雅典公国。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帝国开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清除巴尔干地方割据政权，1460年吞并莫利亚君主国。

　　百余年间内斗不断

　　莫利亚君主国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内斗不断，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拜占廷中央与莫利亚地方之间的斗争。造成这种内斗的原因大致有三个。其一，君主国的属性。根据拜占廷传统，君主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所以特别容易转化成脱离中央控制的地方割据势力。其二，拜占廷皇族内战的延续。14世纪中期，出身坎塔库震努斯家族的约翰六世与帕列奥列格家族的约翰五世为争夺皇权展开内战。约翰六世为抢占领地，于1349年设立莫利亚君主国并任命次子曼努埃尔为首任君主，此后该国一直是拜占廷中央忌惮的地方割据政权。直到1383年，约翰五世幼子费奥多尔一世才从约翰六世孙子手中夺回莫利亚。其三，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违背兄终弟及继承制的长幼顺序。1438年，约翰八世决定把皇位传给四弟君士坦丁十一世，引起二弟莫利亚君主费奥多尔二世强烈不满，两兄弟为此兵戎相见。

　　第二类是莫利亚君主之间的斗争。促使莫利亚君主内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两约翰之战”的延续。拜占廷帝国灭亡后，约翰六世后代曼努埃尔·坎塔库震努斯企图夺取帕列奥列格家族的遗产，于1453年自任莫利亚君主并鼓动当地贵族起兵反叛。第二，约翰八世将四个弟弟全部任命为莫利亚君主，为该国内乱埋下祸根。首先，平等身份给怀有野心的君主提供了理由。约翰八世于1448年去世，季米特里抢先赶往君士坦丁堡，抢夺本应属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皇位。其次，平等权力致使该国政出多门继而引发内乱。1459年，在奥斯曼帝国大军压境的生死关头，一心投靠土耳其人的季米特里和倾向于争取西方援助的福马居然大打出手，直接导致了莫利亚君主国的灭亡。

　　第三类是莫利亚君主和地方贵族的斗争。莫利亚君主经常与贵族展开斗争，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贵族实力增强。拜占廷帝国晚期实行普洛尼亚制，阿塞亚公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推行西欧封土制，在这两种制度的叠加影响下，莫利亚贵族人数快速增长且获得许多经济、政治权力，积累了与君主抗衡的资本。例如，曼努埃尔刚提出向贵族征税组建舰队便引起了后者的暴乱。其次，莫利亚君主内斗。莫利亚君主们每次内斗，都会尽力争取地方贵族支持，后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某位君主的敌人。长此以往，地方贵族厌倦了君主们的内耗，甚至于1454年直接向奥斯曼苏丹俯首称臣。

　　莫利亚君主国常年内斗，不但阻碍了本国的发展进程，而且严重削弱了拜占廷国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帝国的振兴。

　　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莫利亚君主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发展状态，难以为莫利亚君主振兴拜占廷帝国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

　　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莫利亚君主国的农业发展缓慢。首先，伯罗奔尼撒半岛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平原干旱贫瘠，除橄榄、葡萄、小麦和玉米外，不利于绝大多数粮食作物生长。其次，拜占廷帝国晚期用普洛尼亚制取代军区制，加强了土地贵族的力量，导致小农纷纷破产，而拉丁人统治时期推行的封土制加剧了这种情况。最后，人力不足一直是莫利亚君主国最棘手的问题。费奥多尔一世曾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引入大批阿尔巴尼亚人，但效果不大。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区适宜发展畜牧业与养蚕业，莫利亚和科林斯曾经是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丝织业中心。但是，西西里国王罗吉尔二世于1147年出兵将上述两地工匠掠走，欧洲丝织业中心由此从拜占廷转移到意大利。伯罗奔尼撒丝织业深受打击、一蹶不振，技术水平也越来越低。同时，半岛不出产当时国际市场畅销产品的原材料，限制了手工业的门类与发展。这一切，导致莫利亚君主国的手工业渐趋没落。

　　莫利亚君主国的商业遭到国内外双重压制，举步维艰。一方面，该君主国的城市大多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阻碍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城市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意大利航海共和国抢占伯罗奔尼撒半岛优良港口建立商站并垄断贸易航线。为对抗威尼斯在半岛西南创建的商业城市科隆、莫顿，莫利亚君主国曾在半岛东南加强建设港口城市莫涅姆瓦西亚，力图将其建成半岛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收效甚微。意大利舰队不断劫掠莫利亚君主国沿海城市，掠夺人口进行奴隶贸易。

　　其文化复兴具有双重影响

　　15世纪上半期，莫利亚君主国兴起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复兴。引发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莫利亚文化复兴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拜占廷文化复兴的一部分。1204年拜占廷帝国灭亡后，尼西亚流亡政府开始通过恢复古代文化来增强国民自信心与凝聚力。1261年拜占廷复国后，文化复兴中心从尼西亚迁移到君士坦丁堡。15世纪上半期，该中心又转移到莫利亚君主国的米斯特拉。其次，莫利亚君主国有利的客观环境。一方面，14—15世纪的大型战争几乎都没波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方面，莫利亚君主国拥有较大自主权且远离君士坦丁堡政府与东正教会干扰，文化发展环境相对自由。最后，拜占廷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二世、莫利亚君主费奥多尔二世皆热心文化事业。

　　莫利亚文化复兴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哲学理念的反转。拜占廷帝国于14世纪中期开始迅速衰败，以帕拉马为首的静默派大肆宣扬封闭、忍耐的颓废思想。15世纪初，拜占廷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决定全盘否定拜占廷传统，转向古希腊文化寻求救国良方。第二，复古的国家构建。拜占廷知识分子放弃罗马人身份，以希腊人身份奔赴充满生机的伯罗奔尼撒，希望在柏拉图学说基础上按照古代斯巴达模式建立理想国家。为此，莫利亚文化复兴的领军人物普利丰（1355—1452）进入君主宫廷，就政治、军事、税收、贸易等领域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第三，创立新宗教。普利丰认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与孤立主义不能给拜占廷人提供生存动力，决定利用古希腊文化恢复民众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积极性，于是借用古希腊宗教外部特征搭建了一种全新的纯哲学宗教体系。

　　莫利亚文化复兴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对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拜占廷学者整理翻译古希腊典籍，为保留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大贡献；普利丰等知名学者与西欧文化界交往甚密，对古希腊文化传入西方进而促发文艺复兴起了推动作用；莫利亚文化复兴涵盖哲学、文学、教育、艺术、建筑等方面，令东西方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该文化复兴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却是消极的。首先，拜占廷学者没有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任何改进，强行复制古典国家模式阻碍了拜占廷帝国的与时俱进。其次，抬升拜占廷人的希腊身份，固然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民族与文化的排斥，只能让虚弱的拜占廷政权更加孤立。最后，唯理性的新宗教对于当时民众而言过于超前，而对基督教的冲击会让拜占廷人失去宗教向心力，加剧帝国晚期因东西方教会矛盾引发的混乱。

　　1341年，约翰六世曾在公开场合充满激情地宣称：如果我们降服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人，就会让阿提卡、维奥蒂亚的拉丁人侧目，我们就会像从前一样将权力从伯罗奔尼撒延伸到君士坦丁堡，接下来向塞尔维亚人和其他野蛮人讨还公道。事实上，莫利亚君主国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也确实拼尽了全力。但是，对于一个实力有限、内斗不断的岛国而言，北上征服雅典公国和塞萨洛尼基乃至控制爱琴海沿岸，这样的任务太过沉重。况且，巴尔干各强国也不会容忍拜占廷势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溢出。或许正是由于该岛地缘政治意义不大，莫利亚君主国才得以在百年间偏安一隅。当误判形势的费奥多尔一世率军冲出半岛，亡国丧钟随之敲响。至于令拜占廷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莫利亚文化复兴，对于振兴帝国其实并无太多裨益，甚至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