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治理是国家大事，汉代董仲舒提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为了保障百姓生存和社会发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就与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不断进行着抗争，积累了丰富的减灾防灾经验。秦汉时期，初步完成了灾害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灾害书写形式，且延续传承两千年之久。直至今日，历史灾害书写及其文献体系对灾害史研究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技减灾与灾害知识的历史建构
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减灾能力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指出：“从救荒事业发展的程度上可以测量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小，可以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程度的一种标志。”（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通过减灾科技的历史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古代社会，也可以用减灾科技水平去判断历代灾害治理的能力强弱。
我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文明古国，减灾科技主要围绕农业生产来发展。根据减灾技术应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将减灾科技划分为农业减灾技术、工程减灾技术和生物减灾技术三个方面。农业减灾技术主要有土壤耕作技术与土地利用、田间管理和收获储藏技术、耕作制度与地力恢复以及抗灾作物选育、引进和推广等。工程减灾技术即水利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捍海工程和治河工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我国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依赖性极强，历史时期水旱灾害也极其严重，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可以有效防治水旱灾害。蝗灾也是较为严重的灾害之一，生物减灾技术主要是针对蝗虫等病虫害的应对措施。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蝗灾危害性不亚于水旱灾害，也分析了蝗灾与水旱灾害的不同之处。蝗灾防治具有成灾面积大、便捷防控和广泛参与的特点。因此，生物减灾措施必不可少。
随着减灾技术措施的发展，科技减灾的成效日趋显著，针对自然灾害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有所提高。从中国灾害史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灾害的敏感性也就越强，灾害事件的记录数量也会随之提高。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过程看，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成为历史灾害的第一个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灾害事件虽然频发，但增速较缓。宋代为我国灾害频次由少至多的一个分界点，明清以后灾害事件的发生频次再次暴涨，达到过去几千年灾荒史的顶峰。历史灾害发生频次的阶段性增长又与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经济和科技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关键时期，都会出现自然灾害的报复性增加和饥荒年馑的急剧性扩散。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社会发展引发更多自然灾害，相反却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未能有效克服灾荒科技瓶颈的一种体现。当科技进步使得农业增产并足以养活更多人口时，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新阶段也会随之到来。在这种状况下，只有突破既有的灾荒科技瓶颈，才能迎来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因此，通过梳理历史时期科技减灾的演进脉络，讨论中国减灾史上出现的“科技瓶颈”问题，既可以建立减灾科技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又可以对专项技术的减灾效果、减灾技术的总体特征以及历史减灾科技文献进行辨析考察，这对深化灾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灾害书写的体系化发展
关于灾荒文献的传承演变及其发展历程，学界多有研究且已廓清诸多疑难问题，但在灾荒文献类型特点方面的专门论述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历史灾荒资料主要分布于正史《五行志》、地方志、古农书、档案、报刊等多种文献中。基于灾荒文献的记录特征、文献体裁及传承演变特点，基本可以划分为四大体系，即《五行志》的灾异事件、荒政书的制度建设、古农书的减灾技术和灾荒策论的因灾言事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灾害的文献体系。
我国历史灾害的文献记载源远流长，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关于灾、雨、祷雨、潦、不雨、旱、蝗等记载，西汉时期董仲舒对以往灾害观念进行总结，提出了系统的“灾异天谴”认识理论，建构起了相应的灾害知识体系，即五行灾异的体系化发展。五行灾异系统的灾荒文献是指史部典籍中专门记载灾异事件的篇章，滥觞于汉代班固《汉书·五行志》，按照灾时、灾区、灾情三要素书写灾害事件，并以五行类目建构灾害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但是从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开始摆脱以人事解释灾异的模式，“著其灾异，削其事应”，而成为灾害物异汇编，以至于在《清史稿》之中直接将《五行志》改为《灾异志》。
传统减灾科技因为灾害知识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灾害书写体系。这一类型的灾害书写普遍见载于四部文献的子部，诸如古农书、水利专书、天文地理、气象物理等图书类目下面，其中灾害书写方式有别于五行灾异的一般格式，多以灾害征兆、灾害特征、减灾措施及减灾成效为主体内容，至于常见的灾害事件及其发生过程则偶有涉及。减灾科技属于灾害应对的方法措施，其指导思想则是灾害自然论。战国时期荀子就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汉王充也对灾异天谴论进行批判，认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唐朝开元四年（716），“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姚崇力主除蝗救灾，唐玄宗颁布捕蝗诏，认为“今年蝗虫暴起，乃是孳生”，对灾异天谴观念造成直接冲击。明清时期对自然界的认识渐趋科学理性，已经能对灾害的成因提出一些科学合理的解释了。清代顺治皇帝曾下诏曰：“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方科学思想逐渐被介绍到国内，与“神创论”相对立的生物进化论、优胜劣汰说等理论逐渐被有识之士所接受和宣扬。这对传统的“灾异天谴论”造成了巨大冲击，“天降灾异观”渐趋瓦解，并被科学认识论逐步取代。
减灾技术系统的灾荒文献主要包括河防治水类文献和古农书之中的农业通论、农业气象、占候、耕作、农田水利、农具、大田作物、虫害防治以及蔬菜类文献。该系统的灾荒文献也着重于对灾害社会效应的记载，主要是与减灾救荒技术相关的内容，其上承先秦时期《夏小正》《礼记》和《吕氏春秋》等书之中的农业哲学思想。自秦汉以来经过不断的经验积累，农业减灾技术取得显著进步。明清时期，减灾技术在形式上有了重大突破，表现在除蝗类、河防治水类减灾专书的大量出现。
自然灾害的政府应对也是灾害书写的重要内容，基于荒政措施的救荒书构成灾害书写的另一文献体系。自然灾害常常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正如邓拓指出，“历史上累次发生之农民暴动，无论其范围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而非由于灾荒所促发，即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灾荒救济思想，对古代常见的政府救灾救荒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其中，备荒、蠲缓、调粟、赈济、祈禳、严法度等为常见荒政措施，而备荒、救灾、慈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既是传统荒政的有益补充，也是政府与民间团结协作进行灾害治理的重要环节，共同构成灾害书写的荒政体系。救荒书系统的灾荒文献大体包含荒政类、仓储类、慈善类、野菜类四个类型的书目。该系统的灾荒文献着重于对灾害的社会效应的记载，内容大体上与救灾救荒活动相关。其救荒思想上承《周礼》“十二荒政”，编纂体例则大体确定于宋人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以该书的编纂作为一个节点，之前鲜有救荒书，而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救荒书便以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发展起来。
所谓“灾荒策论”，是指历代帝王因为灾荒事件宣示臣僚的诏、制、敕、诰、册（策）、书等圣谕，以及经邦济国之臣综论灾异事件的奏章、表疏、札子（折子）、封事、弹章、对策等书牍，还有官府为了抗灾救荒所颁布的符、帖、檄、咨、呈、禀、申、状、关牒等公文，另有因应灾异的祈祷祝文、金石碑刻、游记笔记、诗词歌赋等也可纳入其中。这些灾荒文献散见于史部政书、诏令奏议、方志艺文、档案卷宗以及集部汇编之中，篇目数量极为浩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仅清代“灾赈档”奏折就多达数万件，《明清经世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之中的灾荒文献亦数以千计。文人雅士因灾言事的诗、赋、歌谣、纪事、议论、序（跋）、祭文等，涉及备荒、救灾以及灾后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内容，是灾害史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挖掘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源。
减灾救荒思想的历史传承
灾害思想文化是大国减灾的组成部分。我国灾害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羿射十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即包含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精神内涵。在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受制于天命观，奉行天命禳灾、五行灾异、灾异天谴等极具神秘色彩的灾害观念，灾害文化也表现为各种灾害祈祷和祭祀仪式，以求达到禳灾、袪灾目的。但在禳弥灾异的表象背后，则是集腋成裘、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灾害文化既能体现出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大国减灾的文化软实力，又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能力所孕育出来的特殊文化现象。
传统灾害思想中体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观念。我国古代往往将灾害的发生与国家政事联系起来，并视之为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成因。无论是先秦时期颇为流行的灾异天命观，还是秦汉以后灾异天谴、五行灾异的灾荒理念，其中因应灾异的主体是一国君王，修德弥灾的对象也是治理天下的国家政权。
因为大国减灾的不断发展，传统灾害思想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灾害文化中的国家认同理念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先秦思想家荀子比较关注灾害问题，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但是，如果举国抗灾措施得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是故禹有十年水灾，汤有七年大旱，而国家并未出现饥荒，“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荀子·富国》）。所以，他主张“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荀子·王制》）。而这些抗灾救荒措施都需要借助国家层面的运筹决策，才能有效推行并取得减灾效果。管子认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管子·五辅》）。他极力主张善为国政，必先除五害，积极实施“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管子·立政》）、“备饥馑，救灾害；赈惫露，则国家定”（《管子·五辅》）等救灾措施。其核心思想就是宣传灾害治理中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治理中减灾防灾的必要性。
对于灾荒思想中的国家倾向，灾害史研究领域已有明确认识和准确判断，灾异天降仅为表象，减灾防灾的国家治理才是灾害思想的内在本质。古代灾害思想中既有秦汉时期消极被动的灾异天谴思想，也有中古时期备荒减灾思想和晚清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在灾害思想的演变流传过程中，传统灾害认识中的灾异天降成分逐渐削弱，积极应对灾害的国家治理内容与日俱增。
20世纪60年代以来，灾害与防灾减灾中的文化维度问题逐渐被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者所关注。历史灾害事件的反复发作，让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显得极为脆弱，唯有团结一致，形成应对灾害的国家行动，才能取得理想的减灾效果。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传统知识及经验总结，灾害文化中的国家认同倾向日趋明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灾害书写及其文献体系研究”（18BZS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