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堪称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颇具本土原创色彩的史学理论，由此引发的“古史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革新。但自“层累”说提出以来，学界的批评之声也从未中断。合理的批评有助于学术健康发展，但如果批评视角不断转换，且彼此之间存在冲突，那我们就有必要反思这些批评本身的合理性。近百年来，学界围绕顾颉刚古史考辨出现的诸多批评就存在这样的特点。

　　第一，学界批评的转变。学界对顾颉刚古史考辨批评的转变，在以下两方面有较明显体现：一是关于“破坏”与“建设”问题；一是关于“抹杀”古史问题。

　　首先，关于“破坏”与“建设”问题。1923年，顾颉刚论述旧有古史记载中存在着“层累”造成现象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经发表，便在学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当时，盛赞他“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者有之，批评他“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者亦有之，且彼此之间迅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立态势。不过，就当时而言，无论说顾颉刚疑古过激、方法谬误，还是说他有损世道人心，大体都没有离开“打破”旧有古史系统的问题，即旧有古史系统到底应不应该“打破”以及如何“打破”等。而且，除去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苛责外，即便是偏于保守的刘掞藜、胡堇人等，也不反对怀疑古史，只是对于怀疑的尺度，彼此各有不同。

　　1930年前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批评顾颉刚不懂考古，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声音日渐增多。如卫聚贤就说，顾颉刚“闹来闹去，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他不知考古之故”。同时，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兴起，特别是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也为古史重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视角，于是，批评顾颉刚不懂社会科学，不能见古代社会真相的声音又日渐增多。如李季、杜畏之等就说他对古史研究“没有入过门”，“最多不过砍破地皮而已”。可见，1930年前后学界对顾颉刚的批评，从“古史辨”初起之时的“打破”旧古史，转到了不能“建设”新古史方面。诚然，这些“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事实，但它们是不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则值得思考。否则，若中国古史研究每有进展，我们都回过头去批评顾颉刚“不能”，那这种批评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值得反思。

　　其次，关于“抹杀”古史问题。自“层累”说提出以来，就有学者批评顾颉刚“抹杀”古史、怀疑“历史本身”。如李济就有“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的说法。近些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流行，又有学者提出，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相比，顾颉刚并没有否定“历史本身”，而是将旧有古史的层层伪作及其构造过程，全都当作垃圾废物甩掉不要。那么，顾颉刚的古史考辨到底在考辨什么？如果他将“历史本身”和相关记载，以及层层伪作的构造过程全都怀疑、抹杀、甩掉不要，那他强调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还有什么“流变”可“穷”？我们不是说上述观点全无道理，更不是说顾颉刚的古史考辨不可批评，但如果各种批评之间本就存在着冲突，那我们就有必要思考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是什么，这些批评是否对顾颉刚的观念有所误解。

　　第二，考辨“古史观念的演变”。学界讨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征引较多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说的“三个意思”和《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打破”。不过，“层累”说的“三个意思”主要属于现象的描述，即描述了有关中国古史的记载中存在着一种“层累”现象；而四个“打破”则主要属于立场的表达，即主张想要辨明古史，必须“打破”四种陈陈相因的旧观念。它们其实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顾颉刚的旨趣既不是要“抹杀”古史材料，也不是怀疑上古历史本身的存在，而是要解释旧有古史系统如何被古人层层构建而成，针对的是有关上古历史的种种学说和观念。

　　顾颉刚对自己考辨的对象是旧有古史观念，始终都有明确的自觉。在提出“层累”说之初，他就说过：“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这里被他看重的“传说的经历”“史事的变迁”，显然就是指古史观念的演变。随后，他在论述四个“打破”时也强调，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集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由此亦可见，“层累”说针对的就是有关古史的学说和观念，而非客观历史。事实上，客观历史本身也无法“层累”。

　　第三，“解释‘古史’的构成”。顾颉刚考辨古史观念的演变，不只是要厘清其出现的时代序列，其核心旨趣在于“解释‘古史’的构成”。这一点，在1924年《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中已经表露出来。这份计划的前四个学程旨在厘定各种古史料、古史说出现的时代序列，顾颉刚称之为“形式上的整理”；第五个学程借助民俗学的知识“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才被他视为“研究古史的内部”。到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中，顾颉刚说得更为明确：“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

　　可见，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更偏重于历史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层面，其研究兴趣在于前人对上古历史认识的演变，亦即世代相传的古史系统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上古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对此，确如论者所说，顾颉刚这种旨趣和后现代史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也需注意，顾颉刚关注的重点不是上古历史真相，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更不意味着他否认了真相的存在。

　　第四，史料的“移置”。考辨古史学说、古史观念的演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辨伪问题，但顾颉刚的辨伪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去伪”，而是将这些史料“移置”到它们出现的时代，作为研究相应时代思想观念的材料。顾颉刚自述，许多伪材料，置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破坏它，并不是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就顾颉刚的具体研究而言，某些出于战国秦汉的古史说相对于上古历史固然是伪史，但它们确实是战国秦汉间人对上古史的认知或观念，而顾颉刚所考辨的正是这些认知、观念的演变过程。这也是他将自己定位为“‘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的原因。

　　自“层累”说提出至今，始终有学者以伪书中也有真材料为由，批评顾颉刚抹杀古史、抹杀史料、抹杀传说。事实上，批评者与顾颉刚的不同，并不是伪书有没有“真”材料的问题，而是他们所追求的本就不是相同的“真”：批评者追求的“真”指向上古历史，顾颉刚追求的“真”则指向“伪史”产生的时代；批评者是要在传世文献中找寻上古历史真相，顾颉刚则是要借“伪史”窥测其产生时代的思想观念，以分析旧有古史系统是如何被建构而成的。这种不同反映的是学术观念的差异，正如顾颉刚回应柳诒徵的批评时所说，“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

　　综上所述，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是“解释‘古史’的构成”，即解释旧有中国古史学说、古史观念是如何被后人特别是战国秦汉间人因应“时势”需要逐步构建而成，揭示其中有不少说法其实是后世史实投射到上古观念的结果。上古历史真相和古史材料真伪在顾颉刚的古史考辨中虽都无法缺席，但二者都不是他的最终诉求，他的诉求乃是通过上古“伪史”透视中古“真史”。这一点，实际已经超脱了静态的真伪之辨。顾颉刚这种史学观念在今天或许并不新奇，但在百年之前，确有超迈时贤甚至“不可理解”之处。而这也正是顾颉刚在考辨古史的同时不断进行自辨，反复向学界澄清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是什么，而学界似乎又有些置若罔闻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