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对一个古代国家来说，有两件核心的大事：第一是祭祀，借沟通天人之形式，论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第二就是战争，保卫自己国家，开拓疆土，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军事是中外历史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乃是基本常识。这一点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军事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最先进的生产力大多率先应用在军事领域的。《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管子小问》讲“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都是用于军事领域。当今世界也是如此，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往往发轫于军事领域。
第二，东西方很多重要的社会制度萌芽于军事领域。例如各种管理体制，包括连坐制、保甲制、军功爵（后演变成民爵），都是诞生于军队，然后推广到社会上。
第三，东西方历史上改革的中心命题通常是以军事为导向的。如商鞅变法中的“尚首功”，王安石变法中“保甲”“将兵”等强兵措施等。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则是纯粹的军事改革，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加强中央集权，关键是加强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如“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的“军机处”等。这在西方也一样，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古罗马，社会组织与改革措施都通常以军队建设为中心。
在先秦时期，真正被崇拜的人不是文化人，而是赳赳武夫，《诗经·兔罝》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是国家的栋梁。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汉志》中将图书分为“六略”，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兵书”是独立的一类，与“诸子”是并驾齐驱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等，也大都是军事史著作。所以，军事史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数千年的中西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世界历史。
大致而言，中国的兵学思想萌芽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至明清时期，晚清则让位于西方近代军事学。
先秦是萌芽和初步发展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萌芽和初步发展期。兵学思想包含在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周易》等内容中，代表作是“古司马兵法”。它体现了“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提倡“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不逐奔，诛不填服”，强调“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出兵打仗有很多限制，如“不加丧、不因凶”等。
春秋后期，战争发生重大改变。第一，战争性质由争霸变为兼并，战争更加残酷，如孟子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第二，军队成分发生改变，军人由贵族转变为普通老百姓。第三，战争区域扩大了，从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扩大到南方的丘陵、沼泽、湖泊地区。第四，武器装备变了，由弓箭转变为弩机，准确率提高、射程加大。武器装备变化带来了作战样式、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理念和理论的变革。西方也是如此，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在《装甲战》一书中提出，正像作战武器发生变化一样，战争的特点也产生了变化，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在战术上不可忽视的是，武器是因为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武器的变化不是孤立形成的。
春秋后期之前，军队行进比较缓慢。如《尚书·牧誓》说：“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而《孙子兵法》则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兵贵神速。春秋后期之前，军队打仗讲礼貌和规则，“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其后则“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队打仗靠诡诈、欺骗，“兵者，诡道也”。战国时期，兵学思想发展进入了《孙子兵法》的延续、演变阶段，出现了浩如烟海的兵书，代表包括《尉缭子》《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今本《司马法》。战国后期是先秦兵学的总结、综合阶段，出现了《六韬》。《六韬》托名姜太公所作，但最早在战国后期成书，甚至可能是秦汉时期的著作。它篇幅很大，有六十篇，内容庞杂，不光讲军事问题，还有先秦诸子的政治理念。《六韬》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体现了综合性，与当时社会思想趋于综合是一致的。
秦汉至隋唐是过渡期
从秦汉到隋唐是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兵书不多，但大量的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例如，此前战争以东西线作战为主，不涉及南北问题，不会出现“南船北马”的考虑，这一时期则不同。
此外，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更多体现在对策上。所以，这一时期最精彩的兵学思想不是在兵书中，例如《便宜十六策》《将苑》都不能确定作者是否为诸葛亮，其思想也没有超过先秦兵书。但是，那些对策，如韩信《汉中对》、诸葛亮《隆中对》、羊祜《平吴疏》、西汉张良等人的献计献策、高颎与贺若弼为隋文帝提出的军事建议等，才是真正的精华，军事学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除军事家外，政治家、思想家也普遍关注军事问题。如晁错《言兵事疏》、王符《潜夫论》中的“救边”“实边”诸篇。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发展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兵学主题的转换，另一个是战略向战役、战斗层次的转换。前者如《黄石公三略》，其为大一统兵学，主题与先秦兵学不一样。先秦兵学讲的是夺天下、取天下，而《黄石公三略》讲的是安天下、治天下。这一时期虽然也有战争，但和平发展是主流，所以此时的兵学多是为了维护安全，而不是攻城略地。此外，这一时期的兵学主题由作战变为治军，所以《黄石公三略》很少涉及作战指挥，更为强调治理军队，尤其是处理好君主和将帅的关系问题。它既是兵学，也是政治学。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所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就用真实的战例来印证《孙子兵法》中抽象的东西，将其原则具体化、细节化，即“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所以，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军事思想虽然是比较平稳的发展，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色。
宋代是兵学理论的高峰
宋代兵学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高峰。宋代比较优待知识分子，但又太弱了，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只能靠军事谋略来支撑和弥补。宋代军事理论的繁荣一方面体现为宋代武学兴起，系统并规范地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宋代有《武经七书》，是武学的官方教科书。中国自古治国安邦文武并用，“文”是指儒家经典《十三经》或《四书五经》，“武”就是《武经七书》。宋代还有军事类书《武经总要》。
更重要的是，宋代兵书分门别类，更加专业化。宋代兵书有专门研究军事制度的，如《历代兵制》；有讨论攻守城问题的，如《守城录》；有大型的兵学类书，如《武经总要》；有讨论战法战术的，如《百战奇法》，有评论军事历史人物、事件的，如《何博士备论》。
明清进入守成阶段
明清时期，中国兵学思想发展进入守成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但仍有其显著特色。一方面，明清两代兵书众多，如《阵纪》《投笔肤谈》《草庐经略》等。明代有军队战术要领总结，如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由于明代有倭寇问题，出现了海防兵书，如郑若曾《筹海图编》。明代还引进了西洋火器，如佛郎机大炮等，大炮的运输及其部署与冷热兵器协同作战等问题，催生了孙承宗《车营扣答合编》。另一方面，明清军队特别注重“训心”，即思想教育，确保军队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清末，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也是针对军队治理的。它之所以是“治兵语录”而非“用兵语录”，其奥秘也在于此，与忠诚相比，战斗力的强弱乃是次要问题。明清兵学思想有一定的创新，但从本质上讲，没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西方军事学被引入后，中国军事学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兵学逐步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兵学思想在各个时代都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其核心内容与基本原则是没有本质变化的，正如茅元仪说，“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孙子兵法》是难以超越的。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军事学家那里也是常见的。如富勒在其代表作《装甲战》一书中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订的。”这同样说明了军事学基本原则的永恒性、稳定性和普遍性。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兵学的核心问题，如重视将帅、先计后战、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以攻为主、重视精神因素及士气的振奋等，数千年来都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