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辖的二级学科中，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然而，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并无文献学二级学科，遑论相关本科专业。原因何在？是外国文学领域不存在文献学研究方向吗？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悠久的文献学传统。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已成功将中国文献学从古典文学延伸到现代文学领域，而外国文学领域的文献学研究却乏人问津，成果寥寥，亟须得到重视。因此，笔者提出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的构想，以拓展研究领域，促进学科建设。

　　目录学与文献的形态

　　外国文学文献学与西方文献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一样，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几个主要方面。目录学是治学的基本门径，可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的作用。近年来，各类数据库大量出现。数据库的文献编排、呈现方式与传统目录学著作不同，但其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目录学著作有相似之处，而且具有明显优势，如容量大、范围广、收录全面、检索方便、持续更新、可提供全文等。因此，我们可以将数据库视为当代目录的最新形态。正如麦肯齐（D. F. McKenzie）所言，在数字时代，目录学必须与时俱进。例如，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英文图书在线）全文数据库是目前留存的1700年以前早期英语世界全部印刷文献的汇总，它不仅仅是一个目录，而且包括文献全文。通过EEBO数据库，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读到包括1623年版莎士比亚作品集“第一对开本”在内的十几万种著作全文。全文数据库EEBO及其续篇ECCO（18世纪作品在线）和NCCO（19世纪作品在线）为各领域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海量原始文献，大大缩小了中外学者在材料占有方面的差距。充分利用EEBO等全文数据库，将为外国文学研究打牢基础，带来新机遇，有助于产出新成果，赶超世界学术先进水平，也有利于纠正华而不实的学风。

　　蓬勃发展的中外文数据库，如全国报刊索引等，为外国文学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只要检索得当，从全文数据库中能获取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这些早已存在的“新”材料催生了新学问，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引向深入。例如，笔者曾认为，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最早向中国介绍了弥尔顿及其《失乐园》，但经过数据库检索发现，1832年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已经在广州介绍了弥尔顿，称之为“不朽的诗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都是由来华传教士主办的，传教士对弥尔顿很感兴趣，甚至超过了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在19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文仅仅停留于只言片语，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尚未被有效介绍到中文世界。然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论失明》被译成典雅的四言诗，刊登于1854年的《遐迩贯珍》，其史诗《失乐园》第五卷数十行诗被译为楚辞体，发表于1855年的《中西通书》。弥尔顿作为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家，在莎士比亚之前被译介到中国，成为首位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大诗人。数据库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相关研究实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录学的定义及目录和文献的关系，以建立21世纪的外国文学文献学。

　　全文数据库也有其局限性，并不能取代馆藏文献实物，后者可对前者起到核对、验证和支撑的作用。全文数据库收录不一定完备，其著录的信息和图片也不一定都准确无误，而有的研究，如出版、印刷、装订等书籍史研究必须查验实物。在实际运用中，我们要把数据库和馆藏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例如，笔者在调研弥尔顿教学史的过程中，有鉴别地采用了教育史、校史、档案、回忆录、年谱、日记等史料。在数字时代，我们有必要提醒学生充分利用各种馆藏文献，与数据库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方能开展有效的学术研究。

　　数字时代的文献形态表现出多媒体化的倾向，举凡文字、图像、动画和声音，都可成为文献。绘画、音乐、录音、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多媒体文献拓展了文献的范围，电子书、超文本和数据库等的出现改变了文献样式和人们的阅读方式。中外文学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化，需要以各种文献，包括中外文全文数据库提供的大量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因此，数字时代为外国文学文献学的悄然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

　　版本学与校勘学

　　外国文学文献学的建立有助于研究者树立版本意识，加强版本研究。例如，莎士比亚戏剧的版本问题非常复杂，甚至因此在20世纪发展出了“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这门新的学问。一些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学术版，如阿登版莎士比亚作品集（Arden Shakespeare）和诺顿版莎士比亚作品集（Norton Shakespeare），都不吝篇幅，提供了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如《哈姆雷特》，阿登版第二系列编辑了“第二四开本”（1604或1605），而第三系列编辑了“第一四开本”（1603）和“第一对开本”（1623）；又如《李尔王》，诺顿版第三版（2016）排印了三种不同版本：“第一四开本”（1608）和“第一对开本”对照，以及二者的结合本。学者需要探究作家作品的版本问题，读者和批评家对阅读何种版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样，译者在开展翻译工作之前，常常需要选择合适的底本。因此，版本是一个绕不开的学术问题。建立外国文学版本学，首先要结束人们对于版本的无意识状态，在研究、阅读、批评、翻译过程中加强版本意识。普遍的版本意识是构建外国文学版本学的基础。

　　陈正宏提倡“东亚汉籍版本学”，主张以“通观”的方式系统整体地研究东亚汉籍版本，即古代汉字文化圈（包括中国、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以汉文书写、刊刻的书籍的版本。这种研究方法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欧美文化的延续性和一体性，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版本，也可以跨越国家和语言界限做系统整体的研究，建立“西方文学版本学”，并将其与中国文学版本学相比较，努力形成中西文学比较版本学。

　　有版本就有校勘。作者意图是校勘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文库”系列（Library of America，1982年至今）致力于编辑、收录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已出版300多卷。其创立者之一是文献学家坦瑟尔（G. Thomas Tanselle），他力主复原作者意图是学术编辑的目标，“美国文库”的编辑正是遵循了尽可能复原作者意图的原则。他为“美国文库”编辑了《麦尔维尔作品集》中的两卷，它们被视为“权威文本”，其中小说《泰比》（Typee）恢复了修订本中若干涉及性和传教士的删节，使读者得以窥见麦尔维尔作品的原貌。而“美国文库”中的《福克纳作品集》直接编自作者的手稿和打字稿，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作者意图。

　　在校勘学研究中，有很多繁难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把复原作者意图作为外国文学校勘学的目标？如果可以，以哪一阶段的作者意图为准？是否始终都要致力于复原作者的最终意图？以华兹华斯为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曾多次修订其代表作长诗《序曲》，但多数读者并不认可这首诗的晚期版本。而有的文学作品，如《贝奥武甫》《熙德之歌》《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欧洲中世纪民间史诗，作者佚名。由此可见，如果将复原作者意图作为校勘学的原则，那么，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吸收并扬弃西方文学校勘学的成果，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校勘学和文献学。

　　手稿研究

　　手稿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文献学离不开手稿研究。作家手稿和札记书研究，有利于探索作家的创作过程，总结创作规律，促进文艺建设。2019年，学界发现了弥尔顿曾经阅读和亲笔批注的莎士比亚作品集“第一对开本”（现藏美国费城自由图书馆），英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直接进行了对话。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对阅读史、接受史、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作家影响研究等意义重大。其他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大量手稿、英国作家哈代的札记书之一《诗歌素材笔记》等，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文学家心灵的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其创作的奥秘。

　　除了作家手稿和札记书之外，我们还要加强翻译手稿研究，不仅研究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手稿，更要研究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手稿。自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嘉兴市图书馆藏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10册）以来，仅有寥寥几篇论文探讨朱译莎剧手稿，这是远远不够的。对朱译莎剧手稿的全面和系统研究，仍然有待开展。翻译手稿研究有利于探索译文的生成过程，总结翻译规律，推动文化交流。

　　对手稿的释读离不开语文学的素养和古文书学的训练。扎实的语文学素养是释读手稿的基础。钱锺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外文笔记，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外国文学的。这些笔记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7种西方语言。对钱锺书外文笔记的解读，无疑需要高超的语文学素养。就古文书学而言，《牛津英语大词典》将其定义为“对古代书写和铭文的研究；解读古代书写或书写系统并确定其日期的科学或艺术”。古文书学其实是学习识字的一门学问。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存在过各种不同的书体。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日常事务中主要通行两种书体：文书体（secretary）和意大利体（italic）。除了少数例外，男性一般使用文书体，女性通常学习意大利体。意大利体易于辨认，而文书体则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顺利释读。（参见郝田虎《研究英美文学 手稿不可或缺》）这说明，外国文学文献学这门学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研究门槛较高。

　　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开设课程、编写教材、开展研究、培养研究生等。在学科建制上，它分为东方文学文献学和西方文学文献学两部分。作为一门新学科，外国文学文献学无成法可依，厘清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可以为新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首先，与历史学和书籍史的关系。古代东亚有漫长的文史不分的传统，如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和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同时都是文学名著，杜甫的诗被视为“诗史”等。外国文学文献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学。举凡史料的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应用等，既有外国文学学科的特殊性，也遵循历史学的一般方法。版本学、手稿研究等，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征，其研究程式、研究结果是客观的、可预见和可重复的。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常常难以得到国际学界认可，但在相对客观的外国文学文献学领域，无论作者是谁，国际学界同行都不得不承认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大有可为的。西方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蔚为显学，近些年来开始被介绍到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外国文学文献学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能够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其次，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学科体系、学科方法、学科宗旨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经验。例如，徐有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2008），分类型编、鉴定编、整理编和检索编，精要地归纳了搜集、鉴别、整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的规律和方法，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说明。这类著作为我们建构外国文学文献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此外，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重视和借鉴。

　　最后，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的关系。笔者在思考外国文学文献学的过程中，最大的启发来自新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有时亦称新文学史料学）。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发端于近代以来中外文学开始接触的时期，因此，中外文学关系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外国文学文献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密不可分，甚至有时二者实为一体。这是外国文学文献学的鲜明特征。

　　本文倡导的外国文学文献学，既是外国文献学的一部分，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学科建制上，外国文学文献学理应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与中国文学文献学彼此呼应，最终形成“中外比较文献学”，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