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所形塑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吸收和借鉴汉朝时期的思想精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论
在汉儒看来，春秋末年以降，天下就进入了“乱世”，至秦达到巅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汉书·食货志上》）面对乱世，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拨乱反正”。例如，孟子就曾高度评价“孔子作《春秋》”的“拨乱反正”之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此后，公羊学家继承了这一思路，“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发展到了东汉，公羊学家何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公羊“三世说”，将儒家“拨乱反正”的政治理想一举提升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
公羊“三世说”理论渊源于《公羊传》有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孔子依据本人“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不同，将《春秋》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然后根据“恩义深浅”的程度而采用不同的写法，本无可厚非。《公羊传》则进一步将其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写法，概括为孔子为表达其“微言大义”而有意采取的“书法”。在此基础上，何休又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书法”及孔子所要表达的“微言大义”总结、提升、凝练为所谓公羊“三世说”，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所处历史阶段不同，自然其采取的治理手段也不同，“衰乱世”要“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升平世”则要“内诸夏而外夷狄”，最终目的是进入“太平世”，实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盛世。（《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何休的总结、提升和提炼，摆脱了具体的历史事实，更着眼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体现出强烈的“拨乱反正”目标和对历史发展进化的乐观自信。
公羊“三世说”理论可以说很好地代表了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拨乱反正”是汉儒的共同理想，实现“天下太平”则是其最终的奋斗目标。公羊“三世说”将二者予以结合，并提升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其实，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都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历史发展理论来做指导，其中不仅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要有明确的奋斗路径。汉代社会之所以展现出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气势，就得益于有这样一群优秀的理论家。他们心忧天下，充满理想，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理论予以创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如今，古老的中国走在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上，而这背后的支撑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科学总结、对人类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康庄大道，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蕴含人本和民本思想
“天人感应”理论在汉代社会十分盛行，近代以来多将其视为封建糟粕而弃之不用。其实，“天人感应”里面的“天”只是一个形式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天”是先秦以来诸子先贤逐渐凝练出来的一个价值集合体，其承载的是先贤所创生的系列政治、道德和文化价值，“天”所代表的自然属性和神学属性自春秋时期以来就逐渐被淡化了。换句话说，在“天人感应”理论中，重点关注的是“人”，“天”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天人感应”理论背后蕴含的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本”和“民本”思想。
在汉儒看来，一切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设置目的都是为了“民”，“王”当然也不例外，“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分封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汉书·谷永传》）循此逻辑，民心就是天意，顺民心才能得天意，“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潜夫论·本政》）同样，重民、养民就成为君主“承天命”的基础，“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申鉴·杂言上》）有了这样的政治伦理前提，董仲舒才敢放言，“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汉儒的政治目的在此真正得以凸显，“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后汉书·王常传》）这是汉儒关于“人本”和“民本”思想的基准信念，这一信念对汉代的政治曾产生巨大影响。
“天人感应”的关键环节是“祥瑞”和“灾异”，而“灾异”和“祥瑞”的出现则主要视乎“君道”，“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征见乎象”。（《后汉书·桓帝纪》）“祥瑞”和“灾异”作为“天意”的反映，投射到人间就是要求帝王要不断反省自身的政治道德行为，保持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敬畏，“故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昌言》）在这里，“天人感应”中“天”的地位进一步被消解，更强调的是为政者自身的政治自觉和政治修养。
汉代“天人感应”理论所蕴含的“人本”和“民本”内涵，其表现形式虽然与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迥然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则异曲同工。世上没有能操控一切的“天”，“人民”才是真正的“天”。
“大一统”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一统”是汉代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大一统”的“大”在汉代公羊学的话语系统中是动词，相当于“广大、推崇”的意思，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夷夏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历史上夷夏之间也有紧张甚至战争时期，但从文化心理和政治理念上讲，都认为夷夏之间本应该是融洽和谐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夷狄被认为是文明程度低下、无礼义文教者；文明程度发达、有礼义文教者才是“中国”与“诸夏”，文明与野蛮是夷夏之辨的唯一标准。故自孔子以来就主张“以夏变夷”，以使原先落后野蛮的夷狄，逐渐向文明和先进过渡，最终达到诸夏的文明水准，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两汉时期，主流文化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在时人看来，中国和夷狄之分既不能以血缘种族为标准，也不能以地理疆域为依据，更不以实力强弱为准绳，而是以“礼义文教”为准。这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以这种标准来区分夷夏，就为夷狄进于中国，实现民族融合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司马迁在《史记》中精心营造的“华夷共祖”大一统景象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集中展现。前述公羊“三世说”里面对“太平世”的描述也是此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写照，“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在此，夷夏之辨，是与他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和“张三世”的历史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何休在此的终极理想就是实现一个“夷夏混同”的太平盛世。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意识就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数千年保持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一“大一统”理念密切相关。
“大一统”视野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夷夏关系，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是一种有着明确中心而边缘模糊的“天下观”，更广阔的域外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的交流也属于广义的夷夏关系范畴。换句话说，汉儒的最终文化理想是创造一个和谐的“天下大同”社会，这样的太平盛世，“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汉书·董仲舒传》）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浓厚夷夏平等色彩的价值观和充满文化理想的“天下一统”观，才有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诞生。丝绸之路的形成打通了亚欧文明交流的孔道，促进了各自文明的重生，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平等和民族交融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正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持续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在民族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新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依然是我们最美好的愿望。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帝国的奠基时期，其所确立的诸多政治文明原则和精神文化气质凝聚着先贤对宇宙和历史的深刻洞见。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精髓，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