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诗歌唱和的文学价值
2022年03月21日 09: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1日第2371期 作者:王春

  晚清诗学昌盛,流派纷呈,名家众多。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当时以幕府为核心的唱和活动盛行,几乎网罗了所有杰出诗人,因此不能不引起特别的关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加剧给诗人带来新的刺激。所谓“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石维岩《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这些扭转乾嘉浓腻浮华诗风的诸公如曾国藩、何绍基、莫友芝等多为幕府唱和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能在晚清引领“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陈衍《近代诗钞》)的诗坛新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通过交游唱和扩大影响,从而显示出幕府唱和与文学演进间的密切关系。

  推动诗歌流派形成与发展

  陈衍曾提出:“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诗钞·叙》)揭示出高官显宦对诗坛风气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士人游幕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遂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吸纳了较有名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除影响清代学术发展外,这种游幕文化也促进了幕府诗人的大量出现。一些富于诗人气质的幕主多乐于举行诗酒唱和活动,吴汝纶《姚公谈艺图记》记载:“独曾文正公在江南时……往往招携宾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间,登眺钟阜、石头,流连景物,饮酒赋诗,以相娱娭。”曾国藩门下“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如张裕钊、莫友芝等均名重一时,与曾国藩一起推动了晚清宋诗派的形成与发展。又如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名臣,群聚效应自然不容忽视,其“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王仁堪语)的特质,对于文人士夫更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督鄂督粤时幕府之盛,不在曾国藩之下,胡先骕便认为其门下“皆一时俊彦,方之苏门之盛,不多让焉”,“即不以功业论,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与公有形声影响之密矣”(《读张文襄〈广雅堂诗〉》)。钱仲联《近代诗钞》亦称:“(张之洞)总督湖广时,沈曾植、梁鼎芬……陈衍诸人,皆在罗致幕下或题襟酬唱之列。门下诗流,不限一家……可谓宏奖风流。”

  实际上,有清一代诗坛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很大程度上即依赖于富有诗人气质的居高位者鼓吹引导,幕府中的交游唱和则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侯冬在考察乾嘉幕府时认为:“清代诗歌、诗学之盛及其风气的转变与幕府甚为相关,清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繁盛也与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而聚焦甚为昌盛的晚清诗坛,此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幕府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集亦刊刻众多,以幕府为中心甚至激发了诗歌流派的萌芽、发展与演化。此外,如果我们不将目光锁定在1912年之前,那么晚清幕府唱和并未随着辛亥鼎革而结束,其进入民国后的变形、流衍与消亡,与古典诗歌的命运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相似性,亦颇为值得关注。

  促进晚清诗坛研究不断深化

  经过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关于晚清幕府唱和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该时期诗歌数量较为庞大,而学术积累时间较短,因此很多方面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一,从幕府唱和出发,对清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进行更为透辟的阐发。严迪昌认为,“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全力实施诗文化的投入”,所谓“达官大僚以权势、才学、名望、财力等诸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优势广揽人才,‘结佩’相交,并非只是一种纯文学的风雅韵事。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务期于正’的旨归得以贯彻于实践”(《清诗史》)。实际上,幕府唱和正是这种“实施诗文化”的载体,而“务期于正”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环境中则充满张力,唱和诗中所表现的对这一旨归的顺应与背离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关于晚清诗人的研究虽有大量成果,但多集中于讨论具体诗人的诗学理论与创作风格,由唱和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唱和诗的认识存在不足,多将此类诗归为应酬交际和逞才使气之作,因此,对于它们的文学意义与艺术价值需要以更严肃的态度重加审视。实际上,晚清重要的诗人几乎都与幕府相关,也正是这些名家巨手间的唱和叠韵,争奇斗巧,推进了诗艺进一步发展,使古典诗歌到此时期“已不再是一种待定的艺术,而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完成的艺术”(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

  第三,对唱和诗包含的复杂性可以作更为深入的阐发。诗酒唱和本身也是诗学交流、激荡的过程,不同理论、风格的冲突、融合,自然有助于诗歌进一步发展演变。例如,曾国藩的幕府对晚清宋诗派形成的推扬之功甚大,莫友芝、张裕钊等各以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该派的诗学成果。至于王闿运、施补华等文士为曾氏所弃,除了政见不合外,也与文学理念异趣有关。又如,陈三立诗歌风格由宗尚汉魏到推崇宋调,便与参加张之洞督鄂时的唱和活动有关。而张氏主导的唱和包括了不同流派的诗人,如陈衍等的“同光体”,易顺鼎、樊增祥等的“唐宋调和派”与陈锐等的“汉魏六朝派”,他们对“拟古”“六朝风气”“清切”“奥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辨析。这些话题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末诗学的热点,为古典诗歌理论的深化、修正和完善提供了机会,充分体现了晚清诗学博综兼取的时代特色。当然,由唱和切入,我们也可通过诗歌交流来勾勒不同诗人风格的演化轨迹,至于其中所表现的复杂心态和幽微情感,也均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四,研究唱和活动的思路可拓展更新。过去对唱和的研究,往往以枚举代表诗人,介绍其生平事迹,叙述他们的交游状况、诗学观念、创作风格,最后旁及诗坛影响为基本范式,虽面面俱到,但难免有重复僵化之嫌,且过多文学史常识的赘述对读者的启发并不大。对于众多名家参与的唱和活动的研究,可不必巨细无遗地交代此类常识,而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理论阐发和分析评鉴上来,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由幕府唱和为切入点对晚清诗坛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法来看,此一视角既可以对重要诗人展开深入讨论,又可以对创作群体加以观照,既重视个体之“异”,又兼顾群体之“同”,将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将诗学思辨与创作实践相联系,从而达到认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特色的目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幕府唱和虽是一种已经消亡的文学现象,但作为传统文人交流的形式仍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所表现的幕主与幕僚关系、友朋关系和蕴含的精神沟通与诗意交流,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士人的人际交往不无启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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