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诗学昌盛，流派纷呈，名家众多。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当时以幕府为核心的唱和活动盛行，几乎网罗了所有杰出诗人，因此不能不引起特别的关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加剧给诗人带来新的刺激。所谓“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石维岩《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这些扭转乾嘉浓腻浮华诗风的诸公如曾国藩、何绍基、莫友芝等多为幕府唱和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能在晚清引领“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陈衍《近代诗钞》）的诗坛新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通过交游唱和扩大影响，从而显示出幕府唱和与文学演进间的密切关系。
推动诗歌流派形成与发展
陈衍曾提出：“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诗钞·叙》）揭示出高官显宦对诗坛风气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士人游幕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遂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吸纳了较有名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除影响清代学术发展外，这种游幕文化也促进了幕府诗人的大量出现。一些富于诗人气质的幕主多乐于举行诗酒唱和活动，吴汝纶《姚公谈艺图记》记载：“独曾文正公在江南时……往往招携宾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间，登眺钟阜、石头，流连景物，饮酒赋诗，以相娱娭。”曾国藩门下“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如张裕钊、莫友芝等均名重一时，与曾国藩一起推动了晚清宋诗派的形成与发展。又如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名臣，群聚效应自然不容忽视，其“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王仁堪语）的特质，对于文人士夫更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督鄂督粤时幕府之盛，不在曾国藩之下，胡先骕便认为其门下“皆一时俊彦，方之苏门之盛，不多让焉”，“即不以功业论，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与公有形声影响之密矣”（《读张文襄〈广雅堂诗〉》）。钱仲联《近代诗钞》亦称：“（张之洞）总督湖广时，沈曾植、梁鼎芬……陈衍诸人，皆在罗致幕下或题襟酬唱之列。门下诗流，不限一家……可谓宏奖风流。”
实际上，有清一代诗坛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很大程度上即依赖于富有诗人气质的居高位者鼓吹引导，幕府中的交游唱和则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侯冬在考察乾嘉幕府时认为：“清代诗歌、诗学之盛及其风气的转变与幕府甚为相关，清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繁盛也与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而聚焦甚为昌盛的晚清诗坛，此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幕府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集亦刊刻众多，以幕府为中心甚至激发了诗歌流派的萌芽、发展与演化。此外，如果我们不将目光锁定在1912年之前，那么晚清幕府唱和并未随着辛亥鼎革而结束，其进入民国后的变形、流衍与消亡，与古典诗歌的命运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相似性，亦颇为值得关注。
促进晚清诗坛研究不断深化
经过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关于晚清幕府唱和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该时期诗歌数量较为庞大，而学术积累时间较短，因此很多方面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一，从幕府唱和出发，对清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进行更为透辟的阐发。严迪昌认为，“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全力实施诗文化的投入”，所谓“达官大僚以权势、才学、名望、财力等诸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优势广揽人才，‘结佩’相交，并非只是一种纯文学的风雅韵事。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务期于正’的旨归得以贯彻于实践”（《清诗史》）。实际上，幕府唱和正是这种“实施诗文化”的载体，而“务期于正”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环境中则充满张力，唱和诗中所表现的对这一旨归的顺应与背离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关于晚清诗人的研究虽有大量成果，但多集中于讨论具体诗人的诗学理论与创作风格，由唱和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唱和诗的认识存在不足，多将此类诗归为应酬交际和逞才使气之作，因此，对于它们的文学意义与艺术价值需要以更严肃的态度重加审视。实际上，晚清重要的诗人几乎都与幕府相关，也正是这些名家巨手间的唱和叠韵，争奇斗巧，推进了诗艺进一步发展，使古典诗歌到此时期“已不再是一种待定的艺术，而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完成的艺术”（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
第三，对唱和诗包含的复杂性可以作更为深入的阐发。诗酒唱和本身也是诗学交流、激荡的过程，不同理论、风格的冲突、融合，自然有助于诗歌进一步发展演变。例如，曾国藩的幕府对晚清宋诗派形成的推扬之功甚大，莫友芝、张裕钊等各以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该派的诗学成果。至于王闿运、施补华等文士为曾氏所弃，除了政见不合外，也与文学理念异趣有关。又如，陈三立诗歌风格由宗尚汉魏到推崇宋调，便与参加张之洞督鄂时的唱和活动有关。而张氏主导的唱和包括了不同流派的诗人，如陈衍等的“同光体”，易顺鼎、樊增祥等的“唐宋调和派”与陈锐等的“汉魏六朝派”，他们对“拟古”“六朝风气”“清切”“奥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辨析。这些话题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末诗学的热点，为古典诗歌理论的深化、修正和完善提供了机会，充分体现了晚清诗学博综兼取的时代特色。当然，由唱和切入，我们也可通过诗歌交流来勾勒不同诗人风格的演化轨迹，至于其中所表现的复杂心态和幽微情感，也均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四，研究唱和活动的思路可拓展更新。过去对唱和的研究，往往以枚举代表诗人，介绍其生平事迹，叙述他们的交游状况、诗学观念、创作风格，最后旁及诗坛影响为基本范式，虽面面俱到，但难免有重复僵化之嫌，且过多文学史常识的赘述对读者的启发并不大。对于众多名家参与的唱和活动的研究，可不必巨细无遗地交代此类常识，而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理论阐发和分析评鉴上来，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由幕府唱和为切入点对晚清诗坛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法来看，此一视角既可以对重要诗人展开深入讨论，又可以对创作群体加以观照，既重视个体之“异”，又兼顾群体之“同”，将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将诗学思辨与创作实践相联系，从而达到认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特色的目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幕府唱和虽是一种已经消亡的文学现象，但作为传统文人交流的形式仍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所表现的幕主与幕僚关系、友朋关系和蕴含的精神沟通与诗意交流，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士人的人际交往不无启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