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涉及多语种文献材料，以其特殊学术魅力吸引着一代代学者。“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韩儒林、翁独健两位元史前辈赞同和提倡的学风。赓继优良学术传统，探索构建元史研究体系，我国元史研究必将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

　　深化元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元史研究，是我国元史学术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元史大家韩儒林也在此时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1940年，应历史学家顾颉刚之邀，韩儒林到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进行了一次题为《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的学术演讲，这是元史研究学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学术讲座。他提出“元史研究五阶段论”，强调掌握多语言材料和方法，倡导学术分工合作，指出努力的方向，被学界多次引用。抚今追昔，也为当下元史研究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1941年，成都拆除老南门城墙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块残碑，时任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邀请韩儒林加以考释。韩儒林研究认为这是元代皇帝赐给青羊宫的八思巴字残碑，这成为了中国学界最早对八思巴字文物材料进行考释的工作之一。之后，冯汉骥、韩儒林分别撰文并合刊发表，成为我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次成功合作，值得重温和总结。

　　一个学科或一个学术机构的发展有起伏升降，元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总体而言，近年来元史研究领域在学术阵地建设、材料整理发布、专题研究等方面，呈现“各本所长，分力合作”的局面。当前元史研究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重镇，研究视角各有侧重。记者了解到，在重大项目方面，近年来，南京大学着力《元史》汇注、搜集整理中古域外文献中有关中国资料等，北京大学开展《元典章》校释、点校本《元史》修订、波斯文《五族谱》研究等，内蒙古大学推进《蒙古秘史》汇考、波斯文相关史料搜集研究等，南开大学注重于元代金石碑刻等史料整理等，这些学术工作有的正陆续完成并出版，更多的还在稳步推进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着深厚的元史研究学术传统，几代学人赓继传承，近年来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对历史学科进行调整。201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成立元史研究室，引起元史学界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表示，研究室成立以来积极作为，高度重视元史三大体系建设，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持续组织学术活动，培养青年学术骨干。研究室重视多语种文献比较研究，对元代波斯文、藏文、蒙古文、八思巴字文献以及多种文字出土文物进行搜集整理，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努力为元史学界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组织系列活动，如“宋元与东亚世界”高端论坛系列、“元史研究青年论坛”系列、云端学术研讨会系列以及“新莺初啼”等学术活动，收到良好成效。

　　新生力量蓬勃发展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元史研究通讯》总第一期中，史学家翁独健在于南京召开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表示，元史研究是“后继有人，大有其人”，而且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同志们努力把元史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当时的一批青年学者如今已成长为元史研究的重要学者。近三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牵头推动下，各地学术机构响应合作，元史学界在青年学人培养方面可圈可点。

　　元史研究新生力量呈现茁壮成长的良好态势。“元史研究青年论坛”已于2019年、2020年、2021年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参会人员基本涵盖国内主要高校与科研单位元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青年学者作报告，资深学者进行评议，倡导探索前沿，以蓬勃朝气挺进学术薄弱领域，为中国元史三大体系建设夯实根基。

　　近年线下学术交流受到疫情影响，元史研究界也采取了线上学术论坛形式。最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元史研究室、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等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后随着云端论坛影响力扩大，与会学者很快扩展到全国多所高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中外关系、东亚贸易、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该系列活动坚持由史学新锐主持，要求青年学者讨论正在思考的问题，在交流中碰撞火花。

　　据统计，就近十年发表元史论文情况而言，青年学者所撰论文占比达到65%以上。这体现出学术研究中新老交替的健康发展态势，也反映出研究方式方法的变化。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元史学人群体，显现出了强本固基和外延拓展的双重发展趋向。青年学人还重视利用新媒体进行学术成果的大众普及，并在普及工作中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价值导向。

　　推动元史研究迈向新阶段

　　近年来，元史领域的若干重要学术工作顺利展开，学人正俯身耕耘，相约收获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高华经常讲，研究元史，《元史》《元典章》《蒙古秘史》这三部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读透这三本书。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元史领域多个项目都是持续多年、不断推进的艰巨工作，以《元史》《元典章》《蒙古秘史》三书为代表的相关学术工作就是例子。在二十四史中，《元史》有其特殊之处，明初编纂仓促，整理和研究难度很大，其中有几项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工作。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学人必备之书，从2006年开始，中华书局着手规划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呈现汇聚当代学人最新成果，其中由陈高华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主持的《元史》修订工作正稳步推进。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文化研究所学术团队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史〉汇注》，也是一部大型学术著作，已通过专家评审，将陆续出版。《今注本二十四史》1994年启动以来，以“史家注史”为原则，对《二十四史》进行全面注释，《今注本二十四史·元史》已大致完成初稿，下一步的学术工作值得期待。

　　《元典章》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是元代研究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备受重视，但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陈高华于1997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元典章》读书班，参与的学者们一条一条研读，前前后后持续10余年。在读书班研究成果基础上，点校本《元典章》于2011年出版，这被称为中国元史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后，读书班成员张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继续展开“《元典章》校释与研究”，目前这一学术工作仍在进行中。参加读书班的其他中青年学者也多已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中坚，活跃在海内外学术界，近年也在陆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回顾百年来《元典章》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史，这块“硬骨头”耐人寻味，其中学术经验还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总结。

　　基础扎实，水到渠成。乌云高娃提出，元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边疆学、民俗学等学科有机结合，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将对元史研究的认识推向多元、深入。重视新文科视野，进行多学科合作与融合，元史学科在资料方面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要在元史研究方面创新学术观点。以往的学者对元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视还不够，而利用域外汉籍和考古出土文献、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了解元朝时期的中国与周边文明互鉴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今后可以利用多语文本资料与汉文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国际学界研究成果，将研究重点放到元朝的外交、中华民族共同体、元代丝绸之路等方面。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提倡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精神，韩儒林曾与范文澜讨论治学，其后他将范文澜治学精神总结为这句名联，在讲学中提倡并广为传布。推动元史研究迈上新台阶，需要学界继续倡导和践行这种治学精神。持续耕耘，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