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而“不断裂”，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3月12—13日，“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确证五千年文明

　　“文明社会”不是对历史的凭空想象，而是真实体现在文明物质遗迹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将包括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等称为文明的“物化载体”。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古代都城（都邑）、陵墓规划、形制演变与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如研究都城（都邑）在各时期的变革与延续及其重要性，能够确认都城（都邑）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功能；考察不同时期陵墓，可以探究陵寝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郑君雷在研究先秦邑国与秦汉郡县时发现，二者具有历史延续性。先秦邑国与秦汉郡县的空间结构和地域范围具有相似性，而秦汉郡县制度也是在东周郡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形成从东周至秦汉的明显继承关系。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陵墓及相关墓葬制度，陵墓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物化载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毅认为，陵墓考古丰富了历史内涵、补正了重要史实，真实反映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和历代皇室丧葬习俗和相应信仰观念。皇陵随葬品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帝王陵墓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营造技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缩影。

　　研究各时期各类器物，发掘器物表象与内在不间断的文化基因，阐释器物及文字所蕴含的历史、思想、文化等信息，诸如铁器化进程、冶金体系的构建、唐三彩的生产与流通，以及货币的发展、西阴文化彩陶图案、三星堆青铜器图像内涵、石峁石雕的使用场景及功能、先秦礼器的使用与理念等，都为中华五千年灿烂而不断裂文明提供了有力佐证。基于对冶金体系构建与作用的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注意到，金属的发现、开采、冶炼、制造和使用，是人类社会文明从产生发展到繁荣昌盛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显著标志。以铜和铁为中心，中华文明在初步形成过程中构建起了具有鲜明特征、独树一帜的冶金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初步形成的标志和支撑。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代开始至战国早中期是中国的铜器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古国在世界的历史地位。

　　见证民族共同体形成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分裂中重组，共同融入“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以大量考古成果为例阐释道，商周以来，中华文明由早期中国向统一的秦汉帝国过渡，春秋战国时期夷夏共同体重组；秦汉统一以后，出现几次南北方大动荡、大融合浪潮，反映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原文化认同；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以后，虽然有分有合，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生生不息，在世界文明中一枝独秀。

　　中华文明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各地区的文明成就汇流融入中华文明的奔腾大河。中原和江汉地区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两大核心区域，这两个地区的互动交流由来已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靳松安认为，在龙山时代晚期后段，王湾三期文化大举南扩，彻底扭转了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的互动态势，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也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提出，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两大文明区在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发生交流。在距今10000年前后，南北文化在中原交汇，直至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在中原地区产生显著影响，融入华夏文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在江西铜岭、安徽铜陵以及铜绿山冶炼遗址片区相关遗存中发现，长江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推动了中国青铜时代文明进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魏坚从中华文明史、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及北方民族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贡献四个方面，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应多关注北方民族的南下与融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汉唐时期是南北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注意到，拓跋鲜卑在汉唐时期的南下具有典型意义，接近农耕地区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他们建立封建政权后几次迁都的理由。平城时期是拓跋鲜卑逐渐摆脱部落联盟制而走向封建化和中原化，建立新型皇权制国家的时代，也是其融入中华一体化文明体系的时代。

　　注重新方法新手段探索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不断裂中华文明的考古学阐释也使用了更多新科技手段。研究人员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与概念工具，增进研究结果的创新性与科学性，用考古学材料解读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关于多种考古科技方法的运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健以隋唐考古为例建议，可以采用考古调查、勘探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模式，对城市考古工作进行探索，将碎片化的发现与发掘节点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复原整个隋唐长安城的目的。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明同样具有连续演进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主张，应建立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概念，时间应为距今20000—8000年间。未来，学界还应不断深化对旧—新石器时代转变进程的研究。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陈朝云将二里头的考古学术史分为两大阶段。她认为，1959年秋到1999年之前为第一阶段，199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相关发掘和研究经历了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到以社会考古学（如聚落、社会变迁、生业模式等）为主的转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为夏商分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发现，龙形象遗存广泛见于二里头遗址中的青铜器、陶器、玉器、漆木器，不过，龙纹遗物多出土于夏时期大中型墓葬，而不见于商代早期墓葬，可见龙崇拜或可视为夏商分界。结合古代文献中夏与龙关系的诸多记载，他提出，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是夏人尊龙、崇拜龙的反映，龙形象是夏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提出，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等学科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以文化遗产学作为考古学分支不恰当。目前，国内未建立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博物馆学发展亦面临一定困难。学界要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利用百年考古遗存，让文物活起来。

　　研讨会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办。